1949年11月，西南军区在重庆的成立震动了整个西南地区，历史在这一刻转折，新中国的军事战略逐渐成型。尽管刘伯承将军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功不可没，毛主席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贺龙担任军区司令员。这一决定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我们是否也能展现出如此高瞻远瞩的决策智慧？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中国建国初期，军区的领导人通常是继续由原野战军的指挥官担任，以保持军队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例如，华东军区由第三野战军的陈毅继续领导，中南军区由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掌控，西北军区则由第一野战军的彭德怀指挥。这一模式在大部分军区的成立中被保持，但西南军区的情形则形成了显著的例外。

具体来说第二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常规刘伯承应成为西南军区的司令员，但实际上这一职位却由贺龙担任。众所周知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被称为“三龙入川”，共同推动了大西南的解放。刘伯承和邓小平主要从东面推进，而贺龙则从北面进入四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贺龙的军事行动显示了其在复杂战局中的指挥才能和战术灵活性。

那为什么在西南军区成立之后，司令员选的是贺龙而不是刘伯承呢？贺龙的革命历程始于他勇敢地参与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这标志着他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从那时起便密不可分地与党的命运相连。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斗争中，贺龙屡次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他率领的部队在红军的五次反围剿战役中表现出色，还在长征途中成功会师，确立了红二方面军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地位。

此后他带领120师参与了抗日战争，尤其在晋西北和绥远地区，展现了卓越的军事领导力，使其部队成为八路军对抗日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贺龙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仅仅是作战英勇。

即使在1940年，他在一次战斗中不慎吸入敌军使用的毒气，身体受到重创，他仍旧坚持指挥作战，直至病倒被迫撤到后方休养。他的这种坚毅精神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敬仰。

康复之后，贺龙得知日军加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扫荡力度，特别是在晋西北及陕甘宁边区的形势越发严峻。他主动请缨，迅速返回前线，担任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领导。这一地区地理位置关键，连接多个省份，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因而日军和地方军阀频频觊觎。

在贺龙的领导下，根据地成为了一块坚固的革命阵地，还通过他的精心管理，经济和农业得到了显著提升。他领导的部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有效地维护了区域安全，保障了党中央的战略后方。

在五年的坚守中，贺龙保持了根据地的稳定，还成功抵御了日军和地方军阀的多次进攻，确保了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安全。这段历史见证了贺龙作为军事领袖的坚韧和策略性，为他后来在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职位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权威。

贺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以一种非凡的胸怀，三次主动放弃了自己辛苦打造并指挥的部队。这一行为对于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牺牲，尤其对于贺龙这样在革命初期就历经磨难的将领。

他的第一次放弃军权发生在南昌起义期间，那时贺龙还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20军军长，他无私地将手下的部队交给了起义的组织，显示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牺牲精神。

红军时期的第二次让权则体现了他对大局的考虑。贺龙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重新组织并壮大了红二方面军，并在长征中吸引了大量国民党追兵，减轻了红一方面军的压力。在红军各路力量在陕北会师并需要统一指挥时，贺龙再次表现出了无私，他没有争抢领导职位，而是推荐了彭德怀担任统一指挥，自己则甘愿退居二线。

贺龙的第三次让权则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面对即将爆发的全面解放战争，需要调派兵力支援北方战场。贺龙在得知需要时，立刻决定将120师中的大部分兵力支援北方，自己则转入后勤工作，再次体现了他的大局意识和对党的绝对忠诚。

这些决策虽然高瞻远瞩，但并非没有引起下属的不满。在一次战后总结会议中，彭德怀对贺龙旧部的表现提出批评时，贺龙虽已不再是这些部队的直接指挥官，他仍旧为了维护军纪和团队的统一，亲自前往处理冲突。他对直接负责的将领们严厉施以纪律，甚至不惜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这一行为稳定了军队的士气，确保了部队的效能。

贺龙的军事生涯和政治影响力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刘伯承在第二野战军中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理应担任西南军区司令，但最终这一重要职位却由贺龙接任。这一决定反映了对贺龙过往军事贡献的认可，也是对他广泛的地方影响力和政治交际能力的一种肯定。

在解放大西南期间，贺龙的角色尤为关键。随着90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或投降，贺龙利用其在四川地区的深厚人脉，有效推动了这些部队的改编和融合，确保了地方的稳定与顺利过渡。此外贺龙在解放西藏的军事行动中，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组织后勤和粮草供应的能力对战事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南军区在1949年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军事布局的一个重要篇章。贺龙将军作为该军区的司令员，其领导班子的选择充分体现了战略考虑与个人能力的双重考量。

第一副司令员由陈赓大将担任，这一选择凸显了他在军事领域的杰出贡献与广泛影响力。陈赓在早期的渡江战役中已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后在四野的多次重要战役中证明了其战术眼光和指挥能力。此外陈赓在云南地区的解放中也展现了政治和军事双重才华，这使他成为了西南军区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贺龙的第二副手是周士第将军，同样拥有丰富的军事和行政经验。作为一野18兵团的司令，周士第在解放西南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战术精湛和领导能力得到了同僚的广泛认可。此前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周士第已累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其策略在多次战役中被证实是有效的。

李达将军则是西南军区三位副司令中的智囊角色，他的军事职涯始于刘邓大军的参谋部，后升至二野的参谋长。李达在策略规划和组织调度方面的能力尤为出色，这在他后来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并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示。1953年，他的职业生涯迈向了新的高峰，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显示了其在军事管理和战略规划方面的卓越才能。

通过这样的高层人事安排，贺龙能够依托一支具有高度专业能力和经验的团队，以确保西南军区能在新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局势中发挥核心作用。每位副司令的独特背景和专长增强了该区的战略执行力，也体现了毛主席在人事安排上的深远考量和战略眼光。

进入北京后贺龙的职业生涯并未就此结束。1959年他在中央军委的重组中被任命为第二军委副主席，此职位使他负责监督日常军事运作，并推动军队现代化，其在军事建设中的贡献受到高度评价。

在1960年代贺龙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一段波折，他在这一时期的公共露面相对减少。尽管如此他对毛主席的敬仰与忠诚却从未减弱。1963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当天，尽管没有正式庆祝活动，贺龙与陈毅、彭真、谢富治等几位老同志自发前往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表示敬意。

次年，即1964年1月26日，毛主席再次迎来生日。此时，贺龙因病身体极为虚弱，但当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参加政治局的活动时，他坚决摆脱家人的阻拦，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今天是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主席平时从不愿意我们特别庆祝，我即使不发言，去那里坐一坐也好。”即便体弱多病，他仍旧坚持出席会议，希望能在毛主席身边多待一些时光。

在1960年代的难关中，贺龙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对毛主席的崇敬。他经常翻阅毛主席的著作，不仅自己学习，还经常给家中的孩子们讲述与毛主席相关的故事，教导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品格和理念。

1969年，贺龙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但他的精神并未因此受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贺龙依旧心系毛主席。他高唱《东方红》，并将毛主席的一份手迹挂在房间中最显眼的位置。贺龙仰望着这份手迹，深情地复述了内容，感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刻，他感叹地对妻子说：“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贺龙去世后毛主席对他的怀念深刻而持久，这反映在《毛主席年谱》中多次提及。毛主席认为贺龙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导者，更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晚年多病，毛主席依然极力推动恢复贺龙的名誉，确保他的贡献和牺牲得到国家和人民的正当认可。

1974年，贺龙的名誉全面恢复，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彰显了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贺龙的军事和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在西南军区的领导，不仅是对他个人才能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在国家历史中作用的明确认可。他的故事和成就，成为了新中国军事和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