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找到了”DeepSeek涎生于杭州而不是诞生于南京和深圳的若干原因,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自媒体中“趁热打铁”地进行了“独家分析”。杭州区县有关部门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式”贴心服务,西湖区企服人员曾为某位生病的技术大牛请来了专家号医生。杭州专门为动漫产业设立了每年1亿元的扶持资金,有些帮扶政策在深圳没有,在杭州有。杭州有中国美院和浙大,深圳没有;杭州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南京没有等,
在网友的印象和感受中,“六小龙”一类的“独角兽”企业最有可能诞生在深圳、苏州和上海等科技和产业强市,深圳和苏州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强大的研制实力,南京和上海有雄厚的教科研力量,在产业链和教科研资源的比拼上,杭州只能算中等偏上的“良好生”,却以“优等生”的姿态奇迹般地产生了以深度求索、宇树科技和游戏科学为代表的高成长性科技公司,“后来者居上”的“后发效应”明显。
“可圈可点”的因素很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杭州以创建“数孛经济第一城”为目标,汇聚人才、资金和政策等要素性资源,经济、科技和文化要素相辅相成,共同促进。DeepSeek不是诞身于腾迅、阿里、百度等科技巨头,而是由杭州的一家中小型科技公司开发出来,但郎教授的判断过于武断,他说国内的科技巨头错失了开发大模型的良机,对语言大模型的创建毫无贡献。
小米的雷军其实很早就开始布局AI,专门从深度求索公司“挖”来了“一号成员”罗福莉,为她开出了千万年薪。现在看来,罗福莉留在DeepSeek的成就会更大,在小米的“孤军奋战”不如在DeepSeek的集体发力,雷军高薪“挖墙角”可能限制了罗小姐的才能和AI技术的突破。面对梁文锋的“深度求索”,不知雷军等科企大佬会拿出怎样的“成功学”和“妙招”,吴胖和罗瘦一定会收集此领域的案例。
阿里云在杭州亚运会之前成功地开发了“数字人”,阿里达摩院很早就在开发多语言服务电商和跨境电商的语言大模型,但自从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被叫停之后,阿里似乎放缓或停止了对语言大模型的开发。阿里业绩出现下滑,随后开启“卖卖卖”模式,剥离“不良资产”,收缩经营规嫫,放弃非主营业务,达摩院的大模型开发团队似乎“就地解散”,阿里的王坚博士没有焦虑,但有些“老了”,这给了80后的技术大牛梁文锋一个“弯道超车”的契机,但阿里不会放弃对技术的投入,传言称阿里将为梁文锋的公司注入等价于10%股份的投资。
什么是新人生哲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举例说来,有时努力比造择重要,也就是努力的效应高于选择的效应;有时选择比努力重要,也就是选择的效力高于努力的效应。对于普通的劳动者而言,经常是努力比选择重要;对于投资者和创业者而言,不乏选择比努力重要的情形。创造“黑神话”的梁文锋在浙江大学学到了技术,通过量化工具模型在金融市场赠到了大笔资金,近两年又在杭州未来科技城这片创业热土上找到了科技创业最前沿的“风口”。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创业成功,从小创业成功到大创业成功,梁文锋和雷军的殊途同归遵从新人生哲学的近似性原理或“等似原理”。梁文锋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堪比“音乐界的刀郎”,刀郎好比“科技界的梁文锋”,更准确的说来,梁文锋好似“第二个雷军”,尽管小将梁文锋和老将雷军的创业领域和创业经历有所不同,但两位创业大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创业时期所采用的对策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却十分相似,套用一个格式化的语句说来,成功的人生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人生却名有各的不幸。
郎咸平最近“跟风”,猛批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和“小菜贩”抢生意,对AI技术的创新毫无贡献,谁都知道百度的无人驾驶对AI技术有很大的贡献,郎教授的发言每次都带有“情绪焦虑”。梁文锋发出了霸气之声,他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内的互联网和AI技术始终“跟跑”,没有创建有实质性突破的原创技术。深度求索团队深耕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百度的李彦宏一度相信专家的判断,中国的AⅠ技术比美国落后了10到20年,短期内没有赶上的可能。包抬百度李彦宏在內的国内科技大佬对AI领域的总投资仅为200亿,同期美国科技巨头对AⅠ领域的总投资则达到了5000亿。
深圳就业和创业的赚钱氛围强于杭州,杭州就业和创业的文化氛围好于深圳。深圳“合伙人”赚不到钱就散伙,拿不到投资就烦噪,深圳的工资、材料成本、房价和物价都高出杭州一截,在高成本、低文化的促发下,有些深圳的科技初创公司受到“排挤效应”的驱使,搬迁到杭州,比如:游戏公司从深圳转移到杭州,文化创意团队开发了火爆网游的“黑神话悟空”。文化创意产业要求慢生活节奏和艺术滋养,杭州不缺乏宁静的山水院落和诗词字画艺术的熏陶。
可以将创建新哲学看成是某种文化创业,自己专注于“原理的学说”,新哲的创立也得益于杭州的宁静山水,杭州的西湖、湘湖、铜鉴湖和青山湖波澜不惊,湖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对人的心灵产生了“湖面效应”或“镜面效应”,从人与自然和谐宁静的“对话”中容易产生感性的艺术灵感和理性的哲学灵感。诗人、画家和哲人在杭州“扎堆”,没有在深圳聚集,这可以从新哲学自然论的“镜面效应”和社会论的“文化效应”得到解释。新哲学不是首先寻求改变了什么,而是首先寻求解释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