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过，一篇流传千年的古文，竟出自一位从未踏足现场的作家之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被誉为“千古第一记”，但他写作时却远在河南邓州，仅凭一幅友人所赠的《洞庭晚秋图》和半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便将洞庭湖的浩渺与仁人志士的胸襟写得入木三分。

这片“衔远山，吞长江”的八百里洞庭，既是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也是中华文明兴衰的见证者。

从先秦的楚辞到唐宋的诗篇，从明清的围垦到现代的生态治理，洞庭湖的故事，是一部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史诗，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人精神追求的明镜。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下《岳阳楼记》。此时的他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贬谪在外，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邀他作记，并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

范仲淹虽未亲临洞庭，却凭借早年太湖生活的记忆、张尚阳等友人对岳阳的讲述，以及胸中忧国忧民的情怀，挥毫成就千古名篇。

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宣言，不仅是他对滕子京治政的期许，更是北宋士大夫家国理想的集中体现。

这种精神，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杜甫“凭轩涕泗流”的孤愤一脉相承，最终在洞庭湖畔凝结成中华文化的精神坐标。

洞庭湖的兴衰，堪称一部“江湖关系”的变迁史。

先秦时期，它曾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极盛时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唐宋以后，长江泥沙淤积与围湖造田让湖面逐渐萎缩，至明清时已不足3000平方公里。

然而，这片水域始终是长江中游的“天然水塔”，仅凭167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它便能将长江洪峰削去三成，守护沿岸千万生灵。

令人唏嘘的是，洞庭湖的萎缩从未停止。20世纪70年代，欧美黑杨的疯狂种植让湿地旱化；围垦造田、过度捕捞更让湖域支离破碎。

到21世纪初，湖面仅剩2600平方公里，不足鼎盛时期的一半。卫星图上的洞庭湖，从“U形大湖”退化为“河道式水域”，仿佛一条苍老的巨龙，在人类索取中喘息。

洞庭湖的富饶，早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

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证明这里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培地之一。

明代“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更让洞庭湖区取代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粮仓。

至清代，这里每年外运大米达500万石，养活了半个中国。

但富足的代价是沉重的。围垦让湖面缩小，却也让“垸田”星罗棋布。这些环湖而建的土堤，既是农田的屏障，也是洪水的隐患。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时，洞庭湖蓄洪量达267亿立方米，相当于吞下两个鄱阳湖的水量。这场灾难终于让世人警醒：与水争地，终将自食其果。

洞庭湖的生机，藏在那些濒危生灵的故事里。

长江江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它们用圆润的头部顶开水面呼吸，渔民称之为“拜风”。上世纪90年代，湖中江豚尚有千余头，如今却不足百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麋鹿的“意外回归”——1998年洪水将湖北石首保护区的一群麋鹿冲入洞庭湖，这群“四不像”在荒野中繁衍生息，如今已形成国内最大的野生种群。

生态修复的曙光正在显现。2018年，湖南启动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拆除欧美黑杨18.6万亩，退耕还湿65万亩。

卫星监测显示，2023年洞庭湖越冬候鸟达37.83万只，创下历史纪录。黑鹳、小白额雁等珍稀鸟类重返湖区，仿佛在宣告：这片古老的水域，正在重获新生。

洞庭湖的困境，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或许正是破解困局的钥匙。

今天的洞庭湖治理，不再盲目追求“人定胜天”，而是学习与自然和解：退田还湖、湿地修复、十年禁渔……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对“先忧后乐”精神的现代诠释。

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或许不复“横无际涯”的壮阔，但湖畔的稻田依旧金黄，渔舟仍在晚霞中归港。

这片土地承载过屈原的孤忠、杜甫的悲怆、范仲淹的忧思，如今又在书写新的故事——一个关于敬畏、共生与希望的故事。

【参考资料】：《岳阳楼记》（范仲淹）、《洞庭湖志》（清·陶澍）、《中国水利史稿》（长江水利委员会编）、《湖南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