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年春，南京清凉寺的桃花开得正艳，十岁的方观承却无心赏花。这个曾经的官宦子弟，此刻正跪在佛前为远戍宁古塔的父祖祈福。月前，《南山集》案发，曾祖父方孝标因书中引用其《滇黔纪闻》获罪，方家三代男丁尽数流放。

在香客施舍的米粥供养下，方观承带着幼弟艰难度日。寺中老僧见他天资聪颖，赠予半部《水经注》。白日替人抄经赚取银钱，夜晚借着佛前长明灯苦读，少年渐渐悟出道理：虽为罪臣之后无缘科举，但胸中学问终有用武之地。雍正五年腊月，南京夫子庙前的集市上，二十三岁的方观承正在代写春联。一袭粗布棉袍难掩俊秀之气，笔下颜体楷书引得路人驻足。对面肉铺张掌柜看不下去，高声招呼：“方先生给咱也写一副，贴门上添添喜气！”

三天后的正午，平郡王福彭的马车经过肉铺。这位以文采著称的皇亲突然叫停侍卫，盯着门联上的“屠刀放下皆妙手，秤杆提起有仁心”连连称奇。更令他震惊的是落款“桐城方观承”——竟是当年因《南山集》案获罪的方家后人！

当夜，福彭在驿馆召见布衣书生。烛光下，方观承不卑不亢应对《治河策》十问，提出的“分水杀势”之法令王爷拍案叫绝。翌日启程时，车队中多了一辆青篷马车，方观承的命运就此转向。

雍正十一年秋，准噶尔战事骤起。已升任定边大将军的福彭，将幕府书记方观承的《塞外屯田疏》直呈御前。奏章中“戍卒屯垦以实边陲”的建言，让雍正看到了久违的治边良策。朱批“著内阁中书衔随军参赞”的谕令传到军前时，方观承正在绘制漠北水文图——这位三十二岁的新晋官员，在军帐中迈出了仕途第一步。

乾隆登基后，曾在南书房召见这位传奇能臣。当方观承详解永定河“三湾取直”工程时，年轻皇帝突然打断：“朕闻你至今未置田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乾隆感叹：“方卿视治河如治家，朕心甚慰。”次日，吏部便传来方观承升任直隶清河道员的任命。

任直隶总督期间，方观承创造性地将军事驿站改制为汛情传递系统。他在各州县设置“水牌”，要求汛期每隔两个时辰报送水情，这套体系比西方电报传讯早了整整百年。乾隆二十八年暴雨，正是凭借这套系统，天津十三县百姓得以提前三日撤离。

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方公堤”的故事。面对子牙河连年水患，方观承力排众议启用“深淘滩、低做堰”古法，竟用柳条筐代替石料筑堤。当质疑者预言堤坝撑不过汛期时，次年七月洪水冲刷后，柳条间淤积的泥沙反而固若金汤。这道造价不及石堤三成的“草堤”，护佑两岸农田五十余载。

朝中皆知方观承与和珅不睦，却无人敢动这位简在帝心的能臣。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御舟行至天津突遇风浪。方观承连夜奏请改道，密折中“龙舟吃水三尺三寸，杨村渡口淤沙三尺五寸”的数据，让皇帝避过险情。事后，乾隆当着百官之面赐下黄马褂：“方卿之细，细不过河底沙；方卿之忠，忠不过手中尺。”

这份宠信源自二十年如一日的谨慎。方观承独创“双折奏事法”，每遇要务必呈两封奏章：一封言事，一封述理。即便河道决口这样的急情，也会附上三套补救方案。乾隆曾笑言：“观承奏章如药方，君臣共治如医病。”乾隆三十三年冬，六十八岁的方观承病逝任上。整理遗物时，属下在书房暗格里发现泛黄的宣纸，上有一联：“曾经佛前千卷火，终得世上万家灯。”灵柩返京途中，直隶百姓自发设路祭，百余里仪仗尽是手持河灯的治下子民。

乾隆破例准其入祀贤良祠时，特命将平郡王府当年那幅肉铺对联刻成木匾。这块悬于方氏祠堂的“屠夫联”，至今仍在警示后人：命运转折往往藏于市井，仕途青云终究系于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