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留下＂杀袁世凯＂的遗诏，为何载沣没照办？溥仪：没那么简单
世人常道，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清末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迄今仍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谜团。光绪皇帝驾崩前，是否真的留下了＂杀袁世凯＂的遗诏？为何手握大权的载沣没能手刃仇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末代皇帝溥仪曾在回忆录中透露：＂事情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道看似简单的旨意，演变成了一场改变清朝命运的重大转折？让我们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看看这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光绪遗诏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廿一日，紫禁城内一片肃穆。太医院院使刚刚收起银针，摇着头走出乾清宫。此时的光绪皇帝已经病入膏肓，连续几日滴水未进。宫中上下都知道，这位饱受＂无实权天子＂之苦的皇帝，怕是挨不过这个秋天了。
就在光绪弥留之际，一个轰动朝野的消息在京城传开：光绪帝召见了他的亲弟弟载沣，留下了＂杀袁世凯＂的密诏。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北京城，甚至连当时在天津养病的袁世凯都得到了风声。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中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根据溥仪的记载，光绪驾崩前的最后三天，乾清宫的侍疾名单上并无载沣的名字。当时的光绪帝已经虚弱到无法接见任何人，就连太后派来的太监也只能在殿外守着。
这一说法得到了当时在宫中任职的李莲英的佐证。据李莲英在其晚年口述中提到，光绪临终前确实想见载沣一面，可慈禧太后却下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乾清宫。李莲英还透露，那几日光绪连翻身都需要人搀扶，遑论提笔写诏。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军机处档案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这道遗诏的记载。要知道，清朝历来对皇帝诏书的记录都极为严谨，即便是口谕也会由军机大臣记录在案。这道传说中的＂杀袁世凯＂密诏，却找不到任何官方文字记载。
不过，虽然遗诏可能并不存在，但光绪对袁世凯的深恶痛绝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期间，正是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导致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纷纷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从那以后，光绪就被软禁在瀛台，终日以泪洗面。
宫中老太监王德回忆说，光绪在得知袁世凯告密后，曾在御花园的九龙壁前拍案痛哭，说出了＂孤王被困，皆因此贼＂的话。这句话被太监们私下传开，很快传到了载沣耳中。也正是这句话，成为了日后载沣谋划除掉袁世凯的重要依据。
光绪驾崩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离世了。朝廷内外都在猜测，这对连续逝世的帝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太监私下透露，在光绪咽气的那一刻，慈禧派人将乾清宫里里外外都搜查了一遍，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的文件。这个细节，更加深了人们对＂遗诏＂存在与否的疑惑。
二、载沣的复仇计划
载沣继任摄政王后的第三天，一个秘密的会议在恭亲王府内召开。参与会议的除了载沣本人，还有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伟，以及几位八旗重臣。这场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除掉袁世凯。
会议上，溥伟带来了一件传世之宝——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是咸丰皇帝赐给其祖父奕訢的，刀身锋利，刀柄镶嵌着珍贵的白玉。在清朝宗室中，这把刀一直被视为＂太上宝剑＂般的圣物。溥伟提议用这把象征着皇权的宝刀，来结束袁世凯的性命。
载沣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计划：仿效康熙帝擒拿鳌拜的手段。康熙年间，权倾朝野的鳌拜就是在上朝时被诛杀的。载沣的计划是在太和殿召见袁世凯，特意为其准备一把有暗病的交椅。这种交椅看似完好，实则其中一条椅腿被事先做了手脚。
按照计划，等袁世凯入殿后，必须按照清朝礼仪跪坐在这把交椅上。椅子必然会在他落座时断裂，让他当场摔倒。在清朝，在御前失仪是死罪。届时，溥伟就可以持白虹刀，以＂君前失礼＂的罪名将袁世凯就地正法。
这个计划看似周密，但执行起来却面临诸多障碍。首先是袁世凯身边的侍卫问题。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对自身安全愈发重视。每次进宫，他都会带着精选的亲信侍卫。这些侍卫都是北洋新军中的精锐，忠心耿耿。
其次是召见的理由。袁世凯此时已经告病在家，若突然宣召，必然会引起他的警惕。为此，载沣还特意找来了一位通晓堪舆的道士，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打算以＂为国祈福＂为由召见袁世凯。
载沣的计划还包括了后续的应对措施。他令人暗中调查了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亲信将领，准备在袁世凯被杀的同时，由八旗精锐同时拿下这些将领。为此，他甚至动用了恭亲王府的私人储备，秘密收买了一批北洋军中的中下层军官。
这个计划在筹备过程中，载沣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他将整个行动分成三个阶段：先是由溥伟出面联络可靠的八旗将领，然后由这些将领分别接触自己信得过的部下，最后才是具体的行动安排。每个环节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然而，就在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的前夕，一个意外的插曲打乱了载沣的部署。一位军机处的官员在整理公文时，发现了一份来自天津的密报。密报显示，北洋新军中已经有人察觉到了朝廷的异常举动。一些军官开始秘密囤积军需物资，似乎在为可能发生的变故做准备。
这份密报很快就传到了军机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的案头。作为朝廷重臣，奕劻深知这个计划的风险。一旦行刺失败，或者北洋新军趁机哗变，整个清王朝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三、载沣未能杀袁的真实原因
宣统元年正月初八，北京城内飘起了鹅毛大雪。在军机处的密室中，硕庆亲王奕劻正在向载沣汇报一份特殊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分布，以及他与各省督抚的关系网络。
报告显示，袁世凯经营多年的北洋新军已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仅天津一地，就驻扎着训练有素的新军三个师，装备有来自德国的克虏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步枪。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完全效忠于袁世凯个人。
在财政上，袁世凯通过北洋商人的关系网，掌控着直隶、山东等地的盐税收入。这些巨额资金不仅用于军饷开支，还在各省设立了秘密的军需仓库。据海关密探报告，光是天津大沽口一带，就储存了足够十万大军使用三个月的军需物资。
政治上，袁世凯在各省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通过多年经营，他在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重要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些人表面上效忠朝廷，实则都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每逢重大决策，他们都会先向袁世凯请示，然后才上奏朝廷。
具体到兵力部署，北洋新军的布局更是令人忧虑。以北京为中心，方圆三百里内的要道据点，全部驻扎着亲袁系将领统领的部队。这些将领中，不少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曾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追随于他。若朝廷对袁世凯动手，这些部队随时可以包围京城。
更令载沣头疼的是八旗兵的现状。曾经战功赫赫的八旗军，此时已经完全腐败。一份秘密调查显示，京城驻防的八旗兵丁，有三成以上都是临时招募的贫民充数。这些人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松弛。若与装备精良的北洋新军对抗，胜算极低。
在经济实力上，朝廷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自甲午战争赔款后，清廷国库空虚。虽然载沣掌管内务府，但能动用的资金极为有限。相比之下，袁世凯不仅控制着直隶的财政收入，还与上海、天津的洋行保持着密切往来，随时可以筹措巨额资金。
最关键的是，袁世凯在外国使节中的影响力。自义和团运动后，各国公使对清廷的态度普遍消极。反而是袁世凯，通过维护外商利益，与英、德等国驻华使节建立了私人友谊。若朝廷贸然对袁世凯下手，很可能引发列强干预。
宣统元年二月，载沣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密报。报告称，袁世凯已经秘密派人前往日本，准备在东京购置一批新式武器。这批武器包括山炮、速射炮和大量弹药，足以武装一个师的兵力。同时，袁世凯还通过商人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暗中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在这种情况下，载沣不得不暂缓了除掉袁世凯的计划。他派出的密探发现，袁世凯虽然告病在家，但每日仍在通过亲信处理军务。其府邸四周，部署了多重警戒，连送菜的小贩都要经过严格检查。要在这样的防范下刺杀袁世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袁世凯的反击与退让
宣统元年三月，袁世凯的一封密信送到了北洋新军第三镇统制段祺瑞的手中。信中详细记录了载沣的暗杀计划，包括准备使用的机关椅、预定的行刺日期，以及参与计划的八旗将领名单。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份详尽的军事部署方案。
段祺瑞立即调动了驻扎在保定的两个营，秘密向北京方向推进。同时，天津驻军也接到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北洋新军的这些异常调动很快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载沣派出的密探发现，天津至北京沿线的铁路站点，都部署了北洋新军的岗哨。
在外交层面，袁世凯也没有闲着。通过其子袁克定，他向英国驻天津领事透露了载沣的计划。英国领事立即向公使馆报告，认为这将严重威胁在华外商的利益。英国公使随后约见了总理衙门大臣，委婉表达了对局势的关切。
同时，袁世凯还派人走访了各省总督。两江总督端方收到消息后，立即调集长江水师，以演习为名向天津水域集结。而直隶总督杨士琦则以防范俄国人南下为由，在通州一带增派兵力。这些举动虽然都打着官方旗号，实则是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在经济战线上，袁世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他通过天津的盐商，暂停了向京城运送盐料。同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北洋商人也开始囤积粮食。这些举动虽然看似普通的商业行为，却直接影响到了京城的物价，引发了市民的不安。
四月初，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北洋新军中的一名军官在酒后失言，透露了军队准备进京勤王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载沣耳中。同一时期，载沣还收到报告，天津码头出现了大量运送军火的商船。这些船只虽然挂着商用旗帜，但装卸的都是武器弹药。
在这种压力下，载沣不得不改变策略。他先是通过军机大臣向袁世凯传话，表示愿意保留其军权。接着又下令恩科赏给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这些举动表明，朝廷已经在寻求和解。
袁世凯对这些示好也做出了回应。他首先撤回了向北京推进的军队，同时也放松了对京津铁路的控制。在盐务上，他重新恢复了向京城的供应。这些举动表明，双方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五月，袁世凯派其长子袁克定入京，正式拜见载沣。在这次会面中，袁克定带来了一份详细的请罪奏折。奏折中，袁世凯以身体欠佳为由，请求辞去部分职务。这个举动既保全了面子，也为双方化解矛盾提供了契机。
载沣接受了袁世凯的请辞，但保留了他的军权。朝廷还特意下了一道慰问的谕旨，对袁世凯的＂忠心＂表示肯定。至此，这场险些导致内战的危机总算得到了缓解。北洋新军撤回原驻地，京城的物价也逐渐恢复正常。
这次危机的平息，实际上反映出了清廷与袁世凯之间的力量对比。虽然载沣拥有皇室的名义，但在实际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已经无法与袁世凯抗衡。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持续到宣统三年。
五、袁世凯的政治生涯结局
宣统三年九月，武昌城内枪声大作。当日午夜，一份加急电报送到了载沣的案头。电文称，新军在江城起事，革命形势严峻。朝廷此时才意识到，之前与袁世凯的矛盾已不再重要，当务之急是平定叛乱。
十月初，载沣下诏起用袁世凯，命其为钦差大臣，总理剿办军务。这道上谕送到河南时，袁世凯正在督办练兵事务。他没有立即领命，而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全权处置军政事务，二是自行调遣军队，三是独掌军费开支。朝廷被迫应允。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形势急转直下。袁世凯调集北洋新军主力南下，同时派段祺瑞为前敌总指挥。但与预期不同的是，北洋军队并未立即展开猛攻。相反，双方在汉口附近形成了相持局面。其间，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
十一月，清廷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试图挽回局势。袁世凯对此不置可否，反而加强了与革命党的谈判。他派出心腹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代表谈判，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清帝退位，自己出任总统。
十二月，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朝廷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他一边向革命党表示愿意拥护共和，一边又向列强保证维持秩序。
宣统四年正月，载沣被迫下诏退位。这份退位诏书实际上是由袁世凯的幕僚起草，其中特别强调要推举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袁世凯终于达到了权力顶峰，完成了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总统的转变。
二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身着黑色礼服，接受了各国使节的祝贺。这场典礼的地点选在了北京，而不是革命党人期望的南京，显示出袁世凯已经完全主导了政局。
随后的几个月里，袁世凯开始清除异己。他先是解散了同盟会的武装力量，接着又派亲信刺杀了国民党要员宋教仁。这些行动表明，袁世凯已经背离了共和理念，开始走向独裁之路。
民国四年，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他利用旧式官僚和地方势力，在各省掀起了拥戴帝制的浪潮。十二月，袁世凯正式接受了帝位，定年号为洪宪。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
云南都督蔡锷首先举起反袁旗帜。各省相继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还控制着北洋军队，但已经失去了民心。更重要的是，连他的老部下段祺瑞也开始动摇。
民国五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但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北京寓所去世。临终前，他将一枚玉玺交给长子袁克定，这枚玉玺上刻着＂洪宪＂二字，象征着他未能实现的帝王梦。
当年在天津小站起家的北洋武夫，历经清廷重臣、民国总统、洪宪皇帝等多重身份转变，最终在争议与遗憾中结束了其传奇的一生。而他与载沣之间的恩怨，也成为了清末民初政治角力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