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虎城之妻去世，临终留下一个遗愿，当地政府：破例批准》
世人皆知杨虎城将军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却鲜有人知他的第二任夫人张蕙兰，在1993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特殊的遗愿。89岁的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希望能与丈夫合葬。这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却让当地政府陷入两难。按照规定，烈士陵园只能安葬烈士，而张蕙兰并非烈士。然而，这位在动荡年代始终守护杨家的女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为何能获得特殊批准，打破陵园多年来的铁律？她与杨虎城之间，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缘定三原
1914年的陕西三原县，一场意外的相遇开启了张蕙兰与杨虎城的姻缘。当时的杨虎城因打死当地恶霸李桢而被通缉，在逃亡途中负伤。一个雨夜，他来到张养清的济世堂药铺寻求帮助。张养清见这个年轻人虽然狼狈，但目光坚毅，举止不凡，便将他引到后堂诊治。
这次相遇让张养清对杨虎城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乡邻打听，他得知杨虎城虽然此时落魄，但为人正直，且有胆识。张养清暗自思量，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于是他主动结识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并常常以医者身份前去探望。
恰逢此时，孙一莲身染重病。张养清便让年仅十岁的女儿张蕙兰随同前往照料。张蕙兰自小在中医世家长大，不仅知书达理，还略通医术。她在照顾孙一莲期间，表现出的细心与懂事让孙一莲十分喜爱。
1915年春，杨虎城在友人帮助下加入了陕西陆军。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得到赏识，不到两年就在部队中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张养清与孙一莲两家来往愈发密切。1916年冬，在两家长辈的撮合下，杨虎城与张蕙兰的婚事正式定下。
然而，这场婚事却一波三折。当时杨虎城已有发妻罗佩兰，且感情甚笃。对于母亲给他定下的这门亲事，他虽不敢违抗，但心中难免有所抵触。直到1919年春，在军中立下战功的杨虎城才正式迎娶张蕙兰。
婚礼在三原县城举行，规模虽不大，但极具地方特色。按照当地习俗，张蕙兰坐着装饰华丽的花轿，由八名轿夫抬着，从张家穿过三原县最繁华的街市来到杨家。沿途铜锣声、鞭炮声不断，街坊邻居纷纷出门观看，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
这场婚礼的特别之处在于，新郎杨虎城并未出现在迎亲队伍中。当时他正带领部队在渭南一带剿匪，直到婚礼仪式快结束时才匆匆赶回。这一细节后来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也成为了见证这对夫妻日后聚少离多婚姻生活的一个预兆。
婚后不久，杨虎城就带领部队转战各地。张蕙兰则留在三原老家，一面照顾婆婆孙一莲，一面打理家务。她经常随同父亲张养清为街坊邻里看病抓药，在当地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声誉。这段时期，也为她日后在杨家站稳脚跟打下了基础。
二、西安事变后的艰难岁月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蕙兰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她正在西安城内的杨公馆中，得知事变发生后，立即组织家人收拾细软，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局势变化。她将杨家重要的文件和财物分散存放，并安排家中佣人分批撤离。
1937年4月，杨虎城被软禁于南京。张蕙兰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申请探视，均遭拒绝。她只能通过书信与杨虎城保持联系，但大多数信件都被扣留。期间，她四处奔走，寻求各方援助，希望能为杨虎城减轻处罚。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命运。
1938年春，张蕙兰得知杨虎城被转移至重庆，立即带着年幼的儿女前往重庆。到达重庆后，她租下一间简陋的房子，靠变卖随身首饰维持生活。她每周都要去监狱门口守候，期望能见到杨虎城一面，但始终未能如愿。
1939年，张蕙兰的处境更加艰难。由于与杨虎城的关系，她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家中积蓄逐渐耗尽，她不得不将随身带来的最后一件金饰当掉，换取生活费用。为了维持家计，她开始在重庆一家药铺帮工，利用自幼所学的医药知识维持生计。
1940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空袭让张蕙兰失去了与杨虎城最后的联系。当时她居住的房子被炸毁，所有书信和物品都付之一炬。她带着孩子躲进防空洞，靠邻居接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1941年初，张蕙兰接到消息，称杨虎城已被秘密转移。她立即前往重庆各个监狱打探，却都无功而返。这一年，她辗转多个城市寻找杨虎城的下落，但始终未能得到确切消息。
1942年，张蕙兰在一位故交的帮助下，得以在重庆开设一间小药铺。她一边维持药铺经营，一边继续打探杨虎城的消息。每当有人提供线索，她都会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前往核实。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望告终。
1946年，抗战胜利后，张蕙兰终于得知了一个令她崩溃的消息：杨虎城已于1949年9月6日在重庆被秘密处决。这个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丈夫的面容。然而，即便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她仍然坚持经营药铺，抚养子女成人。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张蕙兰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性格。她不仅要面对丈夫失踪带来的打击，还要承受生活的重担。她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找杨虎城的下落和抚养子女上，几乎没有时间顾及个人生活。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未向任何人诉说过自己的苦楚，而是默默承担着一切。
三、为杨虎城平反的漫长岁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蕙兰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陕西。当时的西安城早已物是人非，曾经的杨公馆已成为他人的住所。她在三原县城租了一间小院，继续经营着自己的药铺，靠开药方维持生计。
1950年春，张蕙兰开始着手为杨虎城申请平反。她将自己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写下详细的申诉书，先后递交给陕西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国家重建时期，这些申诉材料并未得到及时处理。
1956年，张蕙兰得知中央即将对西安事变进行重新评价，立即前往北京。她带着十多年来保存的证据材料，在北京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她每天都要往返于各个机关单位之间，向相关部门陈述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真实表现。
1962年，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当时的陕西省领导在了解到杨虎城家属的情况后，专门派人走访了张蕙兰。她将保存多年的书信、照片和文件资料全部交给了调查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还原西安事变的真相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5年，张蕙兰再次前往北京，这一次她带去了更多新发现的证据。她找到了当年在西安事变中亲身经历过的老同志，请他们为杨虎城作证。通过多方努力，她终于获得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被派往陕西，开始全面调查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1970年代初，张蕙兰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她仍然坚持经营着那间小药铺。每当有病人来抓药，她都会细心询问病情，开出合适的方子。这间药铺不仅是她谋生的工具，更成为她联系当地群众的纽带。许多老人都记得，只要一提起杨虎城将军的夫人，就会想到这间门面不大但医术精湛的药铺。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一年，张蕙兰获悉中央将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她立即整理了一份更为详实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递交给中央领导。这份材料不仅包含了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具体表现，还记录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80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杨虎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历史评价。张蕙兰收到通知时，已是古稀之年。当年那个在三原县药铺相遇的少女，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然而，她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坚韧，继续为杨虎城的历史功绩正名而奔走。
1985年，在张蕙兰的推动下，杨虎城纪念馆在西安开始筹建。她将自己收藏的所有历史资料，包括照片、书信、文件等，全部无偿捐献给纪念馆。这些珍贵的史料，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四、临终遗愿与特殊批准
1993年初，已经89岁高龄的张蕙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住在西安市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由子女轮流照料。尽管年事已高，她仍然保持着看报读书的习惯，特别关注有关杨虎城将军的任何新闻报道。
这一年的2月，张蕙兰向家人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在去世后与杨虎城合葬。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实际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根据当时的规定，烈士陵园只能安葬革命烈士，即便是烈士的家属也不能在陵园内安葬。
3月初，张蕙兰的长子向西安市政府递交了申请。这份申请详细记录了张蕙兰一生的经历：她不仅是杨虎城将军的夫人，更是一位为丈夫奔走呼号数十年的坚强女性。申请书中还附上了张蕙兰为杨虎城平反期间留下的大量历史文件。
市政府收到申请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考虑到张蕙兰的特殊身份和历史贡献，以及她对还原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决定将这个特殊请求上报省政府研究。
4月中旬，省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此事。与会人员翻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括张蕙兰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为杨虎城平反留下的文字记录。这些材料真实记录了她几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点点滴滴。
5月1日，省政府作出了破例批准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张蕙兰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夫人，在西安事变后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坚守操守；其次，她为还原历史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最后，她晚年仍然致力于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这个特殊批准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可。6月初，西安市民政局正式向张蕙兰家属送达了批复文件。文件中特别说明，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不能作为其他类似情况的参考依据。
7月，张蕙兰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得知合葬申请获得批准后，她用微弱的声音向前来探望的老同志讲述了一件往事：1937年杨虎城被软禁南京期间，她曾冒着危险去探视，虽然未能见到丈夫，但在狱警的帮助下传递了一封信。信中她向杨虎城承诺，此生必将守护杨家。
8月15日，张蕙兰在西安家中安详离世。按照她的遗愿，遗体被安葬在杨虎城烈士陵园内，与丈夫魂归一处。安葬仪式简单而庄重，参加者除了家属，还有当地政府代表和部分老同志。
这场特殊的安葬仪式，不仅完成了一位老人的最后心愿，也为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从1919年在三原县的那场婚礼开始，到1993年的这次合葬，时光飞逝，沧海桑田，然而张蕙兰对杨虎城的承诺，始终未曾改变。
五、历史见证与文物遗产
1994年春，张蕙兰的后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书信、照片、日记和各类文件，记录了从1936年至1993年间的重要历史细节。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个朱红色的木箱，里面装有张蕙兰与杨虎城往来的书信原件，以及西安事变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献。
1995年，杨虎城纪念馆专门设立了＂张蕙兰文献专区＂，集中展示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展区内陈列着张蕙兰在重庆期间使用过的医药箱，这个看似普通的木制药箱，见证了她在艰难岁月中靠行医维持生计的历史。药箱内还保存着几张泛黄的药方，字迹工整，显示出她过人的医术水平。
1996年，陕西省档案馆开始对张蕙兰留下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工作人员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她不仅保存了与杨虎城有关的资料，还收集了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这些材料中包括当时多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往来，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1998年，一批老照片在整理中被发现。这些照片记录了张蕙兰在1950年代为杨虎城平反期间的活动场景。照片中有她在北京上访时的留影，也有她与当年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合影。这些影像资料成为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2000年，张蕙兰的私人日记被整理出版。这些日记始于1937年，断断续续记录到1990年代初。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她为杨虎城申诉平反的经过，以及在重庆期间的艰难生活。这些真实的记录，为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素材。
2005年，杨虎城纪念馆对张蕙兰遗物展区进行了扩建。新增的展品中包括她在三原县开设药铺时使用的铜制秤具、瓷制药罐等器物。这些实物展现了她在艰难时期自力更生的生活轨迹。同时，展区还原了她在重庆居住时的房间场景，让参观者能够直观感受那个年代的生活环境。
2010年，一批新发现的文献入藏杨虎城纪念馆。这些文献是张蕙兰生前委托老友保管的，包括她在1940年代写下的申诉材料初稿，以及一些未能递交的陈情书。这些文献的发现，补充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杨虎城纪念馆举办了＂张蕙兰文物特展＂。展览中首次公开了她在重庆期间使用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她曾用它为邻居缝补衣物，换取生活所需。
2020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张蕙兰留下的文献开始数字化保存。工作人员对她的手稿、书信和照片进行高清扫描，建立了电子档案库。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数字化手段得到永久保存，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