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1912-1928年）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分裂、战乱频发的阶段，但一些军阀和北洋政府也曾尝试在特定事件中维护国家权益。尽管其行为多受制于自身利益和时代局限，但部分举措仍值得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
一、外交层面的努力
1.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的抗争（1919年）
背景：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日本通过“二十一条”和1918年段祺瑞政府的秘密借款协议（西原借款）施压，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北洋政府的立场：尽管段祺瑞政府曾因财政困难接受日本借款，但在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外交代表顾维钧等人据理力争，公开揭露日本对华不平等条约，拒绝签署承认日本继承山东权益的《凡尔赛和约》。
此举虽未能直接收回山东主权，但引发国内五四运动，推动中国外交转向“直接抗争”，最终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通过外交谈判部分收回山东权益（《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2.武力收复外蒙古和外东北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两个旅，骑兵一个团挥师出塞，直捣库伦，外蒙古的王公们只好俯首称臣。
1919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徐世昌正式宣布收复外蒙古，并宣布其为中华民国领土，撤销其自治，北洋政府直接统治外蒙。
而另一支部队则由东北北上，前往在1860年被沙俄吞并的外东北地区，短暂控制了海参崴、双子城、伯力等曾属中国的领土。
然而随着苏联红军在内战中逐渐确立优势，加上北洋政府因内部不和逐渐分裂，军阀混战的时代最终拉开序幕，而中国军队也不得不在短暂的几年后退出上述地区。
3.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 北洋政府曾多次与列强交涉，要求废除或修订不平等条约。例如：
关税自主权：在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关税自主要求，迫使列强同意逐步提高关税税率（尽管未完全实现自主）。
领事裁判权：1926年，北洋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部分国家在华领事裁判权，虽因列强抵制未果，但为后续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奠定基础。
二、部分军阀的民族主义立场
1. 吴佩孚：抵制日本渗透
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掌权期间多次拒绝日本拉拢。例如： 192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提供武器和资金换取其在华特权，吴佩孚明确表示“不借外债、不卖国”，并公开批评亲日派政客。 他晚年拒绝与日本合作建立伪政权，最终被日军毒杀（1939年），其气节被后世肯定。 2. 张作霖：周旋于列强间的有限抗争 奉系军阀张作霖虽依赖日本支持崛起，但也试图限制日本对东北的渗透： 他默许东北民众抵制日货运动，拖延履行与日本签订的铁路建设协议（如“满蒙五路”计划）。 1928年，因拒绝配合日本进一步控制东北的计划，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事件。 3. 冯玉祥：推动废除清室特权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室优待条件》，终结了紫禁城内“小朝廷”的法外特权，从法理上彻底清除帝制残余。
三、经济与法律层面的改革尝试
1. 推动关税自主与货币统一
北洋政府设立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试图逐步收回关税主权。 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推行“袁大头”银元，逐步统一货币，削弱外国银元在华流通优势。
2. 近代法律体系的构建
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民律草案》等，引入西方法律原则，废除部分传统酷刑，推动司法近代化。
设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尝试建立独立司法体系。 3. 鼓励民族工商业 颁布《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法规，保护民营企业，推动轻工业（如纺织、面粉）快速发展。至1920年，中国民族资本增长率达13.8%，被称为“短暂的黄金时代”。
四、文化教育领域的进步
1. 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伞
北洋政府时期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控制（尤其是袁世凯死后），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空间。例如：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倡导“兼容并包”，支持陈独秀、胡适等人推动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推广、妇女解放、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均在这一时期加速。
2. 现代教育体系奠基
推行“壬子癸丑学制”，确立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废除读经科。 鼓励留学教育，推动庚款留学生计划（如胡适、竺可桢等均受益于此）。
五、历史局限与争议
尽管北洋军阀有上述举措，但其局限性亦十分明显：
1. 动机复杂：军阀的“爱国”行为多与派系利益绑定。例如张作霖抵制日本，本质是为维护自身对东北的控制权。
2. 成效有限：外交努力常因军阀割据和内耗而失败（如巴黎和会外交受制于皖系与日本的秘密协议）。
3. 依赖列强：多数军阀为争夺权力，仍选择与外国势力妥协（如段祺瑞“西原借款”加深日本对华控制）。 结语
北洋军阀的负面形象源于其统治的客观弊端、后续政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历史书写的选择性记忆。然而，这段历史也反映了中国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阵痛。今天的视角更倾向于将其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分析，而非单纯以“黑暗时代”概括。北洋军阀在维护国家权益方面的尝试，反映了近代中国在转型期的矛盾与挣扎：既有个别人物的民族主义闪光，也有整体结构性困境下的妥协与失败。这些行为虽无法改变军阀时代“失序”的主基调，但提示我们以更立体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它不仅是“黑暗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法跳过的实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