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大势，有其必然规律，浩浩汤汤，决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即使是世不二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潮流面前，都是渺小的，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但在我党初期，政策接连失误，我们实在看不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历史的发展趋势，也绝对不敢想，中国共产党能够脱颖而出，夺取全国政权，从而改变中国。

虽然从事后的历史结果来看，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先进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最起码在当时，以老蒋为首的国民党反对派是不信的，而且他们认为凭借他们的力量，足以阻止中共发展壮大。

我们来看下，我党初期的状况：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最高负责人，其后连续五届都是他。但由于陈独秀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这种做法使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使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正式将陈独秀免职，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于是，瞿秋白更改了陈独秀的路线，但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在失败面前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并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与起义。

由于瞿秋白的路线错误，导致部队损失惨重，只有下台。1928年６月至７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了向忠发为书记，实际上是由李立三负责中央主要工作。李立三又改了瞿秋白的路线，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提出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求举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并命令毛主席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路线最终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于是而遭批判；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博古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变更路线，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过高估计主观力量和群众觉悟，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急躁冒进，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几乎完全摧坏了红军的革命力量。

就这样，我党的路线一会左，一会右，我们自己的人甚至都很迷茫，我们党的未来到底在哪？我们的同志到底需要干啥？如果那个时候中共能够代表历史的前进方向，又有几个人相信呢？

反思这一切的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英明领袖，我党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着军权，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他意气风发，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他大获成功，中央红军被赶到一个小地方，其他地方的红军则一时间难以成大气候，于是，他认为“优势在我”，消灭“共匪”只在顷刻之间。

蒋介石甚至发了一篇《告共党书》，口吻尽是讥讽之词,原文写道：

“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

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

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

老蒋说的这些话很难听，但似乎部分说的是事实，我们只有忍着。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主席名正言顺地成为领袖，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党的历史发展方向。

官方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准确地说，是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为毛主席成为中共领袖后，我党的路线始终没有再发生大的变更，蒋介石也再也不敢说我党“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反而是他自己，走向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