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约定以白沟河（巨马河）为界，霸州地区边毗邻白沟，隔河与辽境相望。
霸州作为边境之州自然与内地之州不同，尤其是涉及到与辽人相关的事件，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外交争端，因此合理处理双边关系，是朝廷应严肃的对待的一项问题。
霸州地区紧邻北界，最是极边。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关系大体和睦，但在霸州地区却时有双边军民发生争端的情况。
北宋对于河北边境的治理，一直以维持边境稳定为主要目标。霸州地区除知州和通判以外，对于边境进行管理的主要机构为沿边界河巡检司，设巡检三员。
其中“以一员屯独流寨，一员屯信安军，一员居霸州治本司事”，巡检每月都要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出巡，“一月一出廵每季番休相代”，以确保边境安定。
太祖在位时，秉持休养生息，避免与契丹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之策。
然而在开宝九年（976）年，时任瀛洲防御使，监霸州军马仁瑀“擅发麾下兵入敌境，掠夺生口、羊马”，擅带兵进入辽境内，掳掠人口以及牛羊，这种行为导致同样镇守边关的李汉超对其十分不满，二人由此交恶。
太祖担心这种行为会招致契丹人不满，且边关大将不和，恐生边变化，遂一边严令边军勿轻入敌境界，一边赐予马仁瑀大量黄金玉帛，以示安抚。
宋辽双方以拒马河为界，双方边民皆在界河中从事捕鱼活动，宋廷屡禁不止。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北界之人在界河中打渔，并且抢劫界河巡检官船，界河巡检赵用“引兵北渡，焚族帐”，辽方因此数次侵扰边境，并横亘士兵四十余里向宋施压。
神宗遣使调查，反而认为是赵用主动挑衅，应当对赵用予以惩罚，以平息边患。
事后朝廷将赵用下狱，霸州知州、监军皆受到牵连，并责令霸州出酒食招待辽军，敌遂退去，这一起边境纠纷才得以平息。
分析此次事件起因，当辽境边民发难在先，宋方越过界河缉捕盗贼本是师出有名，但奈何界河巡检处理方式不够得体，反倒是落得辽人口实。结果是宋辽双方皆是不得利。
如何有效处理这一起边境纠纷，宋廷十分棘手。霸州地处边境，而界河双方都可进入，擅自越境执法本就是极其复杂的外交事件。
再加之于辽境内纵火掳掠，更是性质恶劣，而北宋朝廷的处理方式则是息事宁人，尽量维持边境稳定，这也是其一贯做法。
元丰三年（1080年），宋辽双方再次在霸州地区发生边境纠纷：“信安军地分界河内，有北人渔船，知军王惟纯指挥约栏须管，却入元出来鹿角口内，而北人益以人马，却要向下去，以致各曾放箭。”
有辽人渔船驶入信安军境内的界河，知军王惟纯要求辽方渔船在靠岸时，应驶回其出发的港口，而辽方的渔船却执意要从下游河港上岸，双方爆发口头争执，冲突加剧之后双方甚至互相放箭对射。
河北沿边安抚司就此事上奏朝廷，认为此事信安军知军王惟纯不占法理，此后应当对辽人渔船委婉劝诫，避免因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导致北人闹事。
朝廷同意这种处理方式，维持边境稳定，避免与北界发生冲突。宋辽双方在霸州地区爆发最激烈的一次边境纠纷，当属霸州修桥导致辽军入侵霸州榷场一事。
事件的起因是，霸州榷场外有一元祐年间修建的桥梁，后为大水冲坏，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沿边安抚司令霸州重新修缮，辽方曾经派人来交涉抗议。
北宋方则每以婉言应付，“北界屡以兵来，即令婉顺应答，过作堤防”，辽人对此颇多微词，终于在六月辽方派出千余士兵及船只，“夜围榷场，叫呼拆桥，梯城射伤戍卒四十六人，其一人死；未明即遁去，”
拆毁桥梁并向守卫榷场的北宋士兵放箭，四十六人因此受伤，并导致一名戍守士兵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北宋朝廷并没有及时得到霸州方面的奏报，后通过调查得知竟是霸州知州、通判及界河巡检在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时，没既有及时处置，也并未坚决的予以反击，反而畏祸故意隐瞒。
此事在朝中引发激烈讨论，时任宰相章惇与知枢密院事曾布对此事的看法一致，“章惇与曾布皆言，敌闻西羌丧地，颇不自安。
探报多言求助于敌，而敌亦自惊疑，云有收复燕幽之举，因此欲生事”，都认为辽方如此大动干戈并根本原因在于，宋在西北方向接连收复被西夏所侵占的领土。
辽方疑虑北宋在霸州修桥有试探其意味，甚至是为了将来收复燕云地区做准备，因此才派兵入侵南界。
辽方声称此桥属北界，应当由辽人来修，当是为其入侵寻找理由。霸州修桥一事最后的处理结果为“昭珙降一官。
权通判寇毅并依冲替人例。推官梁涣差替。界河同巡检王溥、勾当榷场徐昌明各追两官。
刘家涡莫金口巡检贾岩、刀鱼巡检杨拯各追一官，并勒停。河北沿边安抚使、东上阁门使、资州刺史李谅落遥郡，别与外任差遣；
副使刘方降一官”，河北沿边安抚使调任，河北沿边副使、霸州知州、通判、以及刘家涡、莫金口、刀鱼三寨巡检全部官降一级；界河同巡检王溥、勾当榷场徐昌明作为直接责任人则官降两级。
修桥一事北宋本无过错，反倒是辽军肆意破坏桥梁与榷场，杀伤榷场的守卫士兵。霸州从知州到巡检从上到下处置失当，不仅危害到了北宋边境的安全，更使大宋有失国体。
面对霸州地区官员对此事的不作为，朝廷予以惩罚，意在警醒霸州官员，其担负着守卫边境安宁，维护朝廷安全的重担，当有敌军危害国家安全之时候应当坚决反击。
此外，北宋还诏令霸州等边境地区官吏，“如北人来修桥，无得与争，须俟其去，却行毁拆”，发现北界之人来修桥，不得与其发生冲突，等他们离开之后，才将北人所修之桥拆毁。
此时北宋正在拓边西北，在霸州等河北边境面对敌人蓄意挑起的纠纷应尽量保持克制，不率先发难，尽量维持河北边境的平稳。
除以上宋辽官方之间的纠纷以外，霸州地区亦存在双方边民之间的产生的纠纷。
景德二年（1005年），霸州一起民间纠纷引起了真宗的注意：“得北界永清都监牒，部民李加兴先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近同至霸州鬻席，为前夫齐鸾擒去”，辽境内边民李加花费两万钱，赎买一名辽军从霸州境内掳掠的妇女，名为阿杜。
后李加带该女阿杜到霸州贩卖草席时，被女子前夫齐鸾发现并强行带回，后北界永清都监送来公碟进行交涉，要求霸州抓捕该女并遣还部民李加。
宋方认为阿杜本是霸州居民齐鸾之妻，没有理由送回，但又不知如何回复辽方，遂将此事上奏。真宗认为该女是被辽军掳去辽境，其本有夫婿，如若
北界之人仍来索要，当有霸州官府出资，偿还李加赎买费用，“此乃修好前所掠，或再有求索，当官为出所赎钱以还加兴”。
此事虽不大，侧面反映了宋辽修好之前，霸州的确存在过边民被辽军掳掠的情况。
在这一起事件中，除了辽军没有受益者，李加虽得到赔付但也失去了妻子，齐鸾妻子失而复得本算是一件美事，但也曾品尝过失去亲人之苦。
而霸州官府则要承受这两万钱的经济支出，反倒是劫掠妇女之人多得两万钱。
真宗的处理方式非常得体，通过花钱平息双边百姓之间的纠纷，是代价最小的方式，既能体现对于边境子民的爱护，维护大宋百姓的利益，又能为此后边境地区处理类似事务提供范例，平稳的处理双边居民关系。
总之，北宋在霸州地区处理边境纠纷之时，秉持尽量克制的原则，小到北界之人捕鱼采苇，大到辽人越境劫掠伤人，北宋朝廷始终将事态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扩大与辽之间的争端。
官吏遇有边境纠纷时，首先应当向辽方官员递交文牒，统治辽方管理其边民。
若有无法处理的情况应及时上报朝廷，由朝廷定夺，私自以暴力方式处理或知情不报者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北宋政府的这种边境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所能施行的较优的办法，霸州虽地处边境，但也大体上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