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的安保工作有多严？用指甲刀都得留在外面来形容都不为过。

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正在大会堂国外接待外国来宾时，一枚子弹突然击碎玻璃，射进会议大厅......

1966年2月1日，安保人员将人民大会堂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次日，周总理就要在这里接待各国政要，一起商讨国家大事。

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清理会场。一位女服务员走到二楼会议厅时，突然在窗户上看到一个大洞，蛛网般的裂痕让她的心猛地一跳。

她不敢多想，赶紧通知了附近的警卫员。警卫员走到窗前仔细检查，果然，玻璃的破损位置和角度异常。他用手轻轻拨动玻璃碎片，一颗硬物在碎片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心头猛然一跳：那竟然是一颗子弹。

当他捡起子弹时，心中已经有了判断：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子弹的存在意味着有人故意向人民大会堂开枪，而子弹直接穿透了加厚的双层玻璃，这显然是一次有预谋的射击。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脸色阴沉一言不发，他走到二楼会议厅仔细观察，他的眉头紧锁，眼中满是怒火和不解。

“麻痹大意！这么多人竟然听不到枪声，简直是胡闹！”周总理拍着桌子，怒声道。声音在空旷的大厅回荡，仿佛雷霆万钧，压得所有在场的人屏住了呼吸。

他的愤怒并非针对这次安保的疏忽，而是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感到后怕。若不是这两层玻璃的阻挡，这颗子弹极有可能直击正在开会的来宾，到那个时候，恐将“天下大乱”：

“无论如何，必须找出这颗子弹的来源，绝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当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接手了这起案件的调查命令。他是周总理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曾在1937年危急时刻救过周总理一命，深得总理的信任。

当天晚上，公安部门和相关安全专家便开始对现场进行彻底调查。首先，技术人员对现场的残留物进行初步分析。子弹的型号很快被确认，它是一颗常见的5.6毫米步枪子弹，这种子弹通常用于民兵的步枪中，并非特种武器。

专家怀疑，这颗子弹的开枪者很有可能是“自己人”。问题来了，究竟是谁会在如此严密的安保下，利用自己拥有的武器开枪？

随后，调查组对玻璃的破损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二楼的玻璃是特意加厚的双层玻璃，按理来说，像这种步枪子弹不应该轻易穿透。外层玻璃的裂口较大，里层玻璃则呈现出明显的穿透痕迹，这种破损形态并不常见。

根据专家的推测，子弹击中玻璃时的力量并不足以摧毁两层玻璃，从玻璃的破损情况，专家开始分析“敌人”的开枪射程和角度。

技术人员初步判断开枪者的位置可能在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长安街上。按照步枪的射程，这样的距离在理论上是可以覆盖到的。可新的问题出现：

长安街人来人往，要在如此显眼的地方开枪，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当天，雾霾弥漫，能见度极低，对精准的射击并不有利。

就在此时，一位年轻警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见解：“我们所有的假设都只建立在玻璃破损位置和射击的角度上，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子弹的最终目的地到底是不是二楼议会厅？”

这名警员能有这个想法，并不是胡说，大家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觉得子弹就是射击二楼会议厅，万一不是呢？

“根据玻璃破损的形态来看，外层玻璃的破洞位置偏上，里层玻璃的破洞偏下。结合两者的关系，可以推测子弹并不是直接射向会议厅，而是偏向了一个更远的目标——可能是大会堂后方的一个小房间。”

这个异常关键点，让整个调查小组一震。大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若果真如此，那说明射击的地点并非在长安剑，而是在其他地方。

于桑亲自带队，指挥着数十名警员深入分析了周边的建筑和可疑活动。经过几天的走访与排查，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在2月2日那天，一辆卡车经过长安街，它运输着一批同型的步枪，并且正是这种型号的子弹在人民大会堂被发现。

调查人员迅速跟踪了这辆车的行程，经过一番详细调查，所有的枪支都被确认完好无损，子弹和枪支数量，都和报备的一模一样。

于桑带领的团队继续深入调查，焦点逐渐转向了人民大会堂背后的一片居民区。专家们回到现场，重新勘察每一栋建筑，分析可能的射击位置。

“这片区域有很多人住，真要找到一个目击者可不容易。”于桑站在居民区的街头，环顾四周，深深叹了口气，但再难也要坚持。经过走访调查，一位年长的居民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2月2日上午，我听到过几声不太响的枪声，好像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

经过一番紧急调查，一支捷克生产的步枪，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把步枪里装着与事件中子弹相同规格的5.6毫米子弹。

调查组进一步追查，最终发现这支步枪的主人是李达。李达是上将军衔，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家里有枪是很正常的，可他为何会射击人民大会堂？难道......之后的事情，于桑不敢多想。

经过进一步的深挖，他们发现李达上将当日并不在家，枪被他16岁儿子拿去玩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于桑听到这一消息时，一时无语，无法相信，这个事件和一个小孩有关。

调查组找到了李达，并请他协助调查，后来才知道，李达的儿子当天拿着枪和朋友去附近的空地比赛打鸟，结果因为风速和各种因素混杂一起，子弹偏离了原有轨道，这才射进了人民大会堂。

李达的儿子刚开始并不知道，只是在关心有没有人受伤，直到调查组来家里，才知道闯大祸了！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我只是想打打鸟，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开枪的地方这么危险。”他说话时，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惶恐。

在等待调查结果的那段时间，周总理脸上就没有过笑意。不管结果是敌特还是“自己人”，都暴露了重大安全隐患，这件事要是被外媒知道，一定会添油加醋，对新中国的外交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调查结果出来后，于桑第一时间告知周总理结果。办公室内，周总理长时间翻看相关调查报告，确定没有任何细节被忽视。

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会议的场所，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国家象征的庄严之地。发生枪击事件，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会对公众安全产生极大的疑虑和恐慌。

当得知开枪者仅仅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年，周总理心中的愤怒与震惊逐渐转化为另一种思考：

“这个孩子并没有恶意，他的错误是出于无知。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似乎并不公平。”

第二天，周总理亲自会见了李达与他的儿子。得知儿子捅了这么大篓子，李达满心愧疚与悔恼，站在周总理面前，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懊悔。

“总理，我……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竟然做出了如此严重的事。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和朋友们玩玩枪，但我从未想到过，这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周总理看着他们，静静地听着李达和他儿子的忏悔。在沉默了片刻后，周总理开口了：“李达，作为父亲，你的责任不可推卸。你儿子做错了事，但他并非故意为之，且这是一种无心的过错。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无心之过，就让他的未来被一颗子弹永久地改变。”

周总理继续说道：“我决定，这个孩子并不需要受到过重的惩罚。你作为父亲，要承担起了监管责任，枪这个东西太危险了，还是不要让他碰了”

相比于射击事件，周总理更担忧这件事背后的隐藏问题：“我们必须更加严格地管理枪支和武器的使用。”

“总理，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管教我的儿子，让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李达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激与决心。

周总理的宽容，给了这对父子新的希望，也为国家的枪支管理做出了有力的示范。在此次事件之后，周总理指示相关部门立即修订并完善国家的枪支管理法。

中国的枪支管理历史悠久，但一直以来，枪支的管理相对宽松，民兵和一些特定单位手中持有大量枪支，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漏洞。李达的儿子误射事件，成为了国家进行枪支管控改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