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第五十兵工厂正是能同时生产60毫米迫击炮与37毫米反坦克炮的军工单位，它也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具备身管火炮生产能力的兵工厂。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统一宣言》，宣告北伐胜利，国家获得统一。然而因前一年开始的反革命清洗，导致党内左翼进步力量流失，曾经“万物竞发的勃勃生机”正逐渐消退。尽管击溃了北洋军阀体系，国民党却在内部又滋生出新的军阀势力。
自1929年起，陈济棠逐步掌控广东省军政大权，成为新兴的地方实力派代表。此后，两广地区实质上已演变为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1931年后，陈济棠对自己的地盘开启了全面整治，系统重构了行政架构与财税制度，并颁布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开始兴办工厂。
陈济棠
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这位“南天王”也在积极扩充军队，发展军工。广东省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基础较内陆省份更为雄厚，但其军工体系却显薄弱。
此时尚在开工的仅有张之洞于1886年创建的“广东制造枪弹厂”。这家工厂只能生产子弹，完全不具备重武器的生产能力。
1933年，经有留德背景的马经武引荐，陈济棠与德国军火商汉斯·克兰建立合作。在其牵线下，广东相继启动了火炮厂、炮弹厂、毒气厂和防毒面具厂的建设工作。
炮厂和炮弹厂于1933年8月开始动工，历时两年零三个月，于1935年11月完工。建成后，两厂合为一厂，定名为广东省第二兵器制造厂。因为厂址位于清远县潖江口，所以常被称为“潖江炮厂”。
石井兵工厂
这里得吐槽一下南京政府的兵工署，他们同样在1932年就开始规划兴建株洲炮厂，用来生产陆军所需的各种新式火炮。若能建成，其规模将远超潖江炮厂。然而，直到1936年初，该厂的工程进度几乎为零。
潖江炮厂建成之后，陈济棠委任邓演存担任厂长，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的哥哥。
邓演存早年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先后担任过广东炮兵学校副校长、石井兵工厂副厂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武昌攻城炮兵指挥、汉阳兵工厂厂长等职位。他是一位懂军事、懂炮又懂军工建设的多面手。
邓演存和邓演达
潖江炮厂初期计划生产三种德国火炮，分别是75毫米步兵榴弹炮、75毫米野炮和105毫米榴弹炮。
步兵炮的型号是德国IG 18型75毫米步兵炮，这款炮在咱们以往的视频中多次提过，它重400公斤，射程3500米，是二战德军的主力团属步兵炮，一个团装备6门。
IG 18型75毫米步兵炮
野炮的型号为FK 16型75毫米野战炮，该炮是一战德军77毫米野战炮的改进型号，放列全重1300公斤，最大射程11000米。
与日军同类型火炮相比，FK16的重量偏大，射程优于三八式75毫米野炮，但略逊于九零式野炮。
FK 16型75毫米野战炮
最后一种leFH 16型105毫米榴弹炮也是门一战火炮，该炮可以和FK 16共用炮架，放列全重1500公斤，最大射程9000米，性能落后于南京政府从德国购买的leFH 18型105毫米榴弹炮。
leFH 16型105毫米榴弹炮
潖江炮厂计划产能为每月9门步兵炮、9门野炮和5门榴弹炮，外加12500发炮弹。不过这家炮厂也有民国军工的通病，缺乏配套原料工厂，只具备加工能力，依赖从德国进口半成品原料。
炮厂建成后，针对计划生产的三种火炮，分别试制了一门样炮。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两广地区对峙，蒋介石政府向德国国防部和克兰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德方中断了原料供应。由于原料断绝，在制成三门样炮后，炮厂便陷入了停工状态。
1936年，陈济棠联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六一事变”，举兵反蒋。失败后，陈济棠被迫下野，流亡香港，潖江炮厂也被南京政府兵工署派员接收，摘了桃子。
兵工署派员认为，潖江炮厂生产的75毫米野炮和105毫米榴弹炮均属于一战时期的老炮，性能较为落后。
而且这两种火炮的行列全重都超过了2吨，国内的骡马根本拖不动，不适合部队使用。于是他们决定从德国重新购买机器原料，改产37毫米战车防御炮。
这款战车防御炮仿自德国的37毫米反坦克炮，骡马牵引的木轮版重约350公斤，在500米距离上的穿甲能力约为40毫米，能有效击穿抗战期间日军装备的各型坦克。
1937年6月，炮厂更名为广东省第二兵工厂，厂长也从邓演存更换为兵工署技术司司长江杓。
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潖江炮厂的生产计划再次被打破。早在炮厂建成之初，中日双方尚未全面开战之时，日本人就通过间谍和侦察飞机确定了兵工厂的位置。
潖江口地处沿海地区，距离海岸线仅200公里，到当时被日军盘踞的台湾岛也只有700多公里，处于日本海军航空母舰和台湾起飞的路基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
当时，中国不仅空军战斗机不足，地面也无法为兵工厂配备完善的防空火力。
从1937年9月开始，日军多次派飞机轰炸潖江炮厂，造成工厂人员伤亡，房屋损毁。好在日机的轰炸强度不大，精度不高，命中的炸弹较少。炮厂厂房又多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再加上提前疏散，虽多次遭遇轰炸，但总体损失不大。
尽管如此，日机轰炸还是严重影响了工厂的日常开工。为了躲避轰炸和应对日军可能的登陆行动，潖江炮厂决定内迁。
1938年4月，兵工署正式选定四川江北县郭家沱作为新厂址。出于保密需要，兵工署废止了以地名称呼兵工厂的惯例，全面启用数字编号体系。原潖江炮厂由此改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五十厂”。
五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料先经铁路运抵湖南株洲，再由水路经湖北宜昌入川，至1938年末，潖江炮厂的主体设备及原料（总重2000余吨）已悉数运抵新厂区。
因战局恶化，兵工署原定在株洲筹建新炮厂的计划被迫中止。鉴于第五十厂展现出的发展潜力，于是将一部分机器设备交由第五十厂，合并办厂。于是该厂便成了兵工署的重点建设项目。
五十厂在四川的重建实际上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扩建，人员、机器设备和技术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建成后成为了抗战期间国内最具实力的兵工厂。
即便是作为当时国内最顶尖的炮厂，也要依赖进口的原料，才能生产火炮。原计划生产37毫米战防炮的原料设备，因订货时间晚，一直未能到货，生产始终无法启动。
Pak 36
1939年欧洲战事全面升级致使海运受阻，所幸第五十厂订购的物资已运抵印度洋。但随着东南沿海港口尽数沦陷，这批设备只能改从东南亚经陆路转运至国内。
1940年5月，37战防炮的专用生产设备及首批50门火炮原料终于到厂，兵工厂随即展开仿制工作。该型火炮口径虽小，但用的却是二战前德国的新技术，对当时的五十厂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941年3月，首门样炮试制成功，当年生产了10门。国产反坦克炮和德国原版性能相差不大，重量轻便，射击精确，对付日军的薄皮罐头坦克，毫无问题。
按五十厂的理论产能，可年产60门战防炮，但受困于原材料短缺，实际产量严重受限。在部分进口钢材始终未到位的情况下，五十厂通过国产材料替代与工艺调整，最终凑齐了100门炮的生产原料。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实际总产量为94门。
小口径反坦克炮不仅具备可观的反装甲能力，还能使用榴弹打击敌人的机枪阵地和野战工事，能部分替代步兵炮的工作。
苏联是运用小口径反坦克炮、支援步兵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苏军装备的45毫米反坦克炮，穿甲能力相比德国的37炮，虽无优势，但榴弹装药是37毫米炮的三四倍。
苏军装备的45毫米反坦克炮
苏联各型45毫米反坦克炮，在二战期间的总产量约有5万门，基本上每个步兵营都能配上两门，装备层级相当于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
二战中后期，苏联步兵师人员严重缺编，一个营往往只能凑出一个连的步兵，45炮实际相当于装备到了连里。
相较而言，中国军队战防炮装备数量极其有限，五十厂生产的战防炮，一般只能集中装备在独立反坦克部队，战时再根据需求，分配给步兵师使用。龙文章的炮灰团能有门37战防炮，实属剧情需要。
鉴于战防炮原料持续短缺，1941年7月，兵工署令第五十厂筹备制造60毫米迫击炮。该炮以法国布朗德60毫米迫击炮为原型进行仿制，全面采用国产钢材进行制造，炮管采用炮弹钢，炮架使用国产铸钢。
虽然钢材强度较低，质量较差，但原材料没有断供风险。1942年，第五十厂成功试制首门样炮，定型为“三一式”60毫米迫击炮，月产可达100门。
三一式全炮仅重21公斤，十分轻便，一人就能背负行军。发射的炮弹重1.36公斤，最大射程1450米，可有效对抗日军装备的89式掷弹筒。
“三一式”60毫米迫击炮
相比掷弹筒，三一式迫击炮配有两脚架，炮架更加稳定，再加上滑膛身管和炮口装填，射速高达30发每分钟，只要炮弹充足，在实战中能有效压制日军的掷弹筒。
尽管设计上兼容国产钢材，但在实际生产中，为保证火炮质量，炮管使用的仍然是美国进口钢材。
因重量轻便，火力强大，三一式迫击炮很受部队欢迎。1942年5月，兵工署令第十厂也加入生产行列。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前，该炮的总产量达6170门，仅次于比它早10年就开始生产的民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
60毫米迫击炮是步兵连属支援武器，一个连一般配备两到三门，一个炮组六到七人，除了携带一门炮外，还能携带20发炮弹。
按民国三十四年的陆军甲种师编制表，理论上单连的装备数量高达6门。不过能实编6门炮的步兵连能有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估计连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都没有那么多。
抗战期间第五十厂生产的37毫米战防炮和60毫米迫击炮，可以说是抵御日军坦克进攻非常有效的武器，相比其他重型火炮而言，它俩的制造相对简单，成本较低。
只可惜量产时间太晚，而且战防炮产量太少。如果抗战前就能批量装备，中国军人在面对日军的坦克进攻时，就不再会因为缺乏火力，而需要以血肉之躯与之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