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余年2》最新的剧情中，范闲和都察院的御史们干上了。

在查封检蔬司的过程中，范闲收受了戴公公孝敬的黑钱三千两。当众受贿、数额巨大，古今中外，这样的行为都等于自寻死路。

不出意料的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果然人人争先、个个积极，纷纷上折子参范闲。一时之间，范闲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

和网络喷子一样，御史言官们的战斗力非同寻常。他们既能引经据典，又会撒泼打滚，一旦骂起人来简直超狠超难听。

面对御史们的频繁挑战，范闲不回应、不表态，完全一副局外人的做派。御史们金句毒舌了大半天，最终发现却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主动就是答案，没回应就是拒绝。本来，范闲如果不回复，一切也就这样冷处理，不了了之。

谁料，范闲却不讲武德。他先是派王启年给都察院众御史们送上了四个大字——唁唁狂吠，直接骂御史们都是疯狗。

紧接着，他象征性地上了一个自辩的折子，通篇只有八个大字——奸臣当道，何罪之有。

范闲的这一套打法一经祭出，御史们立马炸了锅。用二皇子的话说，“把人当狗骂，虽说气愤，但不过是骂街，可御史求名，奸臣当道这四个字，是在毁都察院的根基啊。”

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败坏气急。无奈之下，庆帝只能让双方当堂对质、现场辩论。

在大庆国内，御史们都是追名逐利的，他们就像是嗜血的苍蝇，一旦闻到了血腥的味道，就会拼命地盯上去。从古至今，文武百官遇上了御史们，往往都是小心谨慎、敬而远之。

范闲为什么却要惹这帮大爷们呢？

答案很简单，范闲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事情搞大、把祸水东引。

戴公公是淑妃的人，淑妃是二皇子的妈——这背后的关系范闲一清二楚。所以，他才会拿检蔬司开刀。

在邓子越奉命查封检蔬司的同时，范闲也没有闲着，他把二皇子邀请到了检蔬司。

在我们的认知里，打狗必须要防着主人。换作一般人，既然决定对戴公公出手，那么一定要瞒着二皇子、做好保密工作。

范闲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之所以邀请二皇子到现场，主要目的有两个——首先，只有二皇子到场，戴公公才有可能出门应对；其次，只有二皇子到场，范闲才有机会将他引入圈套。

范闲看得清楚、理得明白，当着二皇子的面收下戴公公的银子，结果只有两种。

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二皇子怒斥戴公公行贿。这就等于自曝其短、自断臂膀，以李承泽的聪明程度，必然不会做出这种杀敌一百、自损八千的蠢事。

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二皇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二皇子与戴公公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这种做法乍一看旱涝保收、没有隐患。毕竟，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范闲自己守口如瓶，就杜绝了所有的可能。

谁料，范闲还是主动挑破了这件事情。他借着御史们的悠悠众口，将这件事情摆上了台面。

有些事情，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三千两银子固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如果无人关心、不去追究，也不过是四两重；但是，如今御史们义愤填膺、写入奏折，这就是上了秤了，自然也就一千斤都打不住了。

果然，在朝堂对质的环节，范闲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二皇子在场的事实。对此，范闲是这样说的，“那天在检蔬司，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那我问你，殿下是不是也在？我若有违国法，那事情过去这么多天，殿下因何不参我？”

本来，二皇子以为范闲收受银票是主动示弱、迎合自己，所以才会用自污的方式主动送出把柄，变相地纳投名状。

当时的二皇子，自认为范闲已经认输、一切尽在掌握。

此时此刻，后知后觉。兜兜转转之后，二皇子才发现，范闲当众受贿，不是为了巴结自己、纳投名状，而是用自己垫背、拉自己下水，这简直是用心险恶、其心可诛。

范闲借着御史们的手，把二皇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自己却上演了金蝉脱壳的故事。李承泽原以为事不关己、坐看好戏，谁料范闲搬起了石头，最终却砸到了二皇子的脚。

这一波，讽刺效果，直接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