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凌晨时分，吉林通化地区寒气逼人，零下三十几度的户外温度让人望而却步。此刻，在通化市郊外，有上千名十几岁的日本兵丁身着单衣，双手背缚，排成好几列，在东北联军的押解下，背对着联军，走到了刺骨的二道江边。
随着东北联军负责人的一声令下，几千名士兵拉动了枪栓。密集的枪声响起，日本兵丁应声倒下。尸体不是被扔进了冰窟，就是投入了湍急的二道江，甚至还有传言说，朝鲜义勇军的李红光支队长，还命令队员用铁锹铲去了日本兵丁的头颅，用以泄愤。
按理来说，1946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有几个月了。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队伍——东北联军，一向是优待俘虏，那么东北联军为何会枪决这批日本兵丁呢？
通化事件的背景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在挨了两颗原子弹，终于认清了现实，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随着钢笔在投降书的走动，一同解放的还有长达14年，遭到殖民统治的通化人民。
在八月初，主管东北大小县城的不是国民党，也是中共组织，而是苏联红军。22日，苏联红军进驻了通化，并设立了苏联红军司令部，暂时对通化地区进行军管。这一时间，社会秩序大体维持稳定，也发生了零星苏军骚扰通化市民的事件。
众所周知，东北是一块宝地，被日军统治十几年，境内工厂林立，又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和粮食资源。为了抢占先机，八路军下属组织冀热辽军区于9月22日派遣蒋亚泉接受了满洲伪省公署，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行署和通化市民主政府。
仅仅一个月，八路军的动作不可谓不快。由于蒋亚泉办事得力，便顺理成章当上了通化市市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蒋亚泉带来的大多属于政府干部，并不包含军队武装。一来是不想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指责，二来是同苏联还未谈好接受议程。
直到10月19日，东北局才派刘西元来到通化，顺利同苏军完成交接。至此，通化市党政军领导机关才全部建立，领先于国民党一步。
为了巩固政权，东北局给刘西元发来了一封电报，指示他“在所控制的区域内接收伪政权，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组建武装，进行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
接到上级的指示，刘西元和蒋亚泉以及通化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执行上级指示。仅用几个星期，通化市的各项生产活动重新恢复，通化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一切欣欣向荣。
徐国通当时是通化专员公署的一名普通干部（秘书处科员），他毕业于抗大一分校，和宁有才、宋绍文一同从山东来到通化。
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通化被接管最初一段时间的场景：通化市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商店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院里座无虚席。我们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那里的工人有秩序的进行劳动，还参观了为我军培养第一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通化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我当时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寒冬即将过去……。
可见，在徐国通的眼中，要不了多长时间，通化市就会走向安定繁荣。然而，现实并不如徐国通想象的那般简单、容易。敌人正潜伏在黑处，酝酿着一次武装反叛行动。
反叛者的勾连通化是伪满洲国东边道的重镇，之前是伪通化省府的所在地。日本投降前夕，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驻扎在通化。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屡次派特务和伪政权人员互相勾结，企图接管通化。
与此同时，分散在长白山区的日本投降部队及其家属也陆续向通化集结，流传在通化周围山区的土匪也趁机侵入通化城中胡作非为。一时间内，通化城内人口暴增，人员非常复杂。9月22日，通化市民主政府建立后，方在城内着手清理汉奸、伪警和日本投降部队，在城外清剿土匪。渐渐的，中共赢得了百姓的拥护。
国民党眼看中共在通化市扎下了根，眼看着民主政权发展壮大，也明白自己占领、接管通化的梦想成为了泡影。黔驴技穷之际，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背地里开始联络日本投降军人中的不甘失败者，企图借用日本投降部队的力量，达到实现占领通化，统治通化的野心。
1946年1月22日，孙耕晓勾结隐藏在通化的日本战犯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际彦大佐，在孙耕晓的家中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说来也很搞笑，反叛武装的总指挥竟然有三个人，分别是孙耕晓、藤田实彦、姜际隆。也不知道三人一旦出现分歧，最后是听谁的。
几人约定，以3000名日本关东军为骨干，策动大量滞留通化的日本军人、伪满军人、警察以及土匪豪强，并在民主政府、联军中策反160余人为内应，人数总计大约为一万多人。反叛时间商定为2月3日，主要攻击目标一个是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司令部，第二个是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个是市县的民主政府、县大队、法院，最后则是公安局、电话局、电业局，炮校、报社、机场等要害部门。
幸运的是，通化市公安部警察早就密切注意国民党孙耕晓等人的动向，丝毫不曾放松大意。早在2月2日的前几天，这一阴谋就被通化市公安部门破获。于是警察立即赶到轮盘街（反叛总部）一栋二层楼房上，查抄了资料，缴获了全部暴动计划，抓住了孙耕晓这个勾结日本的汉奸叛徒。
在计划中，反叛武装的具体步骤则是：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其次在二曰三日凌晨，在玉皇顶上发火为号，只要看到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就照预定计划发起总攻。
得知计划后，专员公署机关召开了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行动，粉碎敌人的反叛阴谋。”
尽管孙耕晓被抓获，但藤田还是逃走了。上级经过商讨，分析出暴乱分子有可能不会按照原计划进行，但也不排除暴徒会铤而走险，还是要打起精神，做好防备。
果不其然，2月3日凌晨4时，通化城里电灯闪灭两次，全城一片漆黑。玉皇山上还燃起了三堆大火。几分钟后，枪声四起，喊杀连天。
交战最激烈的地方当属于专员公署大楼，又恰巧是大年初一，更是让人有些茫然。徐国通的战友刘西淼因为过于紧张，竟然走火了。不过同敌人交上了火，刘西淼又重新恢复了斗志。另一边，夏骏青做着统战工作，反复大声喊道：“对边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受了蛊惑，要是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
夏骏青喊累了，就有朱科长继续喊。趁着休息，夏骏青还让人联系通化支队。几个小时后，守卫在公署大楼的警卫连，渐渐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退守在二楼。战斗又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外面传来了熟悉的呼喊声：“同志们，不要开枪，我们是通化支队的，来支援你们了。”
接着，守卫在大楼的警卫连和外面的通化支队开始夹击在一楼的反叛武装。一阵猛烈的反击，暴动分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反叛被彻底剿灭了。这场战斗，反叛分子被我军当场击毙了1000余人，俘虏了30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若干。
几天后，反叛分子的指挥者之一孙耕晓遭到了处决，另一位反叛指挥者藤田被找到，进行了关押，后因急性支气管炎、肺炎恶化，医治无效，死在了通化的监牢里。
次日凌晨六点，专员蒋亚泉发表了戡乱宣言--《告通化各界父老兄妹书》。在宣言中，蒋亚泉讲述了平叛的全过程，鼓励通化市民不要受此影响，继续工作、生活。5天之后，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就平定反叛事件，联络各界，召开了座谈会，揭露了孙耕晓、藤田的罪行。
对于那些参与反叛的日军兵丁，大部进行了处决，余下的十六岁日本人则陆续遣返回国。至于逃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悉数找到，并进行了公审。至此，反叛事件取得了彻底胜利。
结语：通化反叛事件是一个插曲，对于民主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好在通化市民和公署专员始终在一起，才根除了反叛势力，还通化一个安宁。同时也要看到，在政权交接之际，是最容易出现动乱情况的。
这主要和通化的政治势力离不开关系，国民党肯定会做些手脚，才会联络日本人，策动反叛。时至今日，日本还有政界人士对通化事件耿耿于怀，以至于不少神社还设有灵位，供日本人祭拜。
参考资料
《徐国通回忆录：惊心动魄的通化暴乱事件》 烽火
《通化事件的更多补充细节》 文学城
《震惊中外的通化事件始末》 兰台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