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4）

1937年夏天，日军侵占北平。年近40岁的“书生”梁思成虽不能上战场杀敌，但他不愿当亡国奴，于是带着全家远走西南。临行前，他到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医生告知其颈椎问题比较严重，需要在衬衣里面穿上一件金属背心，以支撑其上半身。他对林徽因自嘲道：“抗战刚开始，我这就穿上防弹背心了。”（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384页）

梁思成的“防弹背心”（许述工作室2025年3月14日摄于李庄梁林故居）

刚到李庄不久，林徽因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病倒了，高烧不退。梁思成去了重庆，母亲年龄太大，孩子们又太小，没人可以照顾林徽因，镇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她只能硬扛病魔。林徽因在李庄期间反复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很悲观，甚至连棺木都准备好了。（陶宗震：《莫宗江先生》，《南方建筑》1995年第4期，第50页）更夸张的是，上海媒体竟谣传她已病死在重庆的一家小旅馆。

李庄的林徽因在病中

相比一般家庭，梁林一家有些家底，但在逃难途中尤其是在云南昆明的三年，几乎被掏空。搬到李庄后，只节流还远远不够，必须开辟其他收入来源。梁思成每年有几个月都不在李庄，就是去重庆教育部“化缘”，为营造学社争取更多补助。

刘敦桢

到李庄的第三年，学社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被逼到散伙的边缘。1943年秋，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决定离职，转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提到营造学社，很多人都只知梁思成而不知刘敦桢，这对刘先生非常不公平。刘敦桢于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主要负责中国古建筑的文献研究工作，梁思成则主要负责田野调查，他俩是学社的“台柱子”。一些机构资助营造学社的前提是梁、刘两人都在学社，可见刘敦桢的地位和影响不在梁思成之下。

刘致平

莫宗江

罗哲文

到李庄后，随着经费越来越紧张，不仅营造学社的工作难以开展，成员们的个人生活也难以为继。刘敦桢熬了3年，最终选择了离开。作为他的徒弟，陈明达随后也走了。后来，叶仲玑等小伙子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实习期满后也离开了。结果，学社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5人，差点散伙。

尽管如此，梁思成也没有放弃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建筑是其毕生志向，而学社为他提供了重要平台。从1931年开始，梁思成和学社成为一体，相互成就，不离不弃，学社就像他的孩子，血脉相连。

军人的天职是在战场上英勇抗敌，学者的职责则是在其专业领域超越对手。特别是面对日本，中国的军人和学者都憋着一股劲，誓要超越对手。作为一位调查和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梁思成在这个领域必须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要打败日本人，很难；在中国古建筑这个特殊的战场，要战胜日本人，同样不易——日本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比中国自己还早，而且掌握了先进的测绘和拍照技术，无论实地考察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领先中国差不多整整一代人。

梁思成（后者）在李庄工作之一（前者为莫宗江）

梁思成在李庄工作之二

在李庄，尽管处境艰难，梁思成仍决心在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做出成绩来。

一方面，学社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汇集了多年来学社成员对古建筑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文章。第一期由梁思成主编，收入的《记五台山佛光寺》一文引起了轰动。其实早在日本侵占北平之前，营造学社经过7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终于发现了国内地面上最古老的建筑——唐代佛光寺。但这个消息来没来得及公布，全面抗战爆发了，营造学社被迫离开北平，于1940年12月13日辗转来到宜宾李庄后发表了当年的考察成果。日本学者曾宣称，中国最古老的建筑不在中国而在日本，《记五台山佛光寺》则宣告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更古老的建筑，狠狠打了日本人的脸，实现了一次“文化抗战战役”的胜利。《汇刊》第二期由林徽因主编，她撰写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文章《现代住宅设计参考》，在业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林徽因介绍了西方国家对战后新型住宅的思考，这说明她眼光长远，已经考虑到中国在赶走日军后的战后住宅重建问题。这几年多次搬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也让她思考应该如何为低收入者修建廉租房。这两期汇刊是营造学社多年来的心血与成果，梁思成和林徽因极为珍视，林徽因自己珍藏了1套，并特别在封面注明：“林徽因珍藏，恕不外借。”

林徽因珍藏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另一方面，梁思成以个人名义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必须说明的是，该书作者署名是梁思成，但其中至少有2万字是林徽因亲自执笔，而且全书都经过她润色和校对，付出了大量心血，只是她并未署名。

很多人不理解，李庄这5年那么艰难，中国营造学社都挺过来了，为什么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却把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然后逐渐湮没无闻了呢？

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简单说，梁思成不愿再做自己既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情——筹款。表面上，中国营造学社挂着“国字号”招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体制外的身份，意味着学社不可能获得国家每年的固定拨款，得自个儿筹钱养活自己！

1931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梁思成只负责具体业务，不负责筹措经费，他不擅长跑经费，更不谙官场。但抗战时期在李庄，他每年都得去重庆找教育部要钱，这是最头疼、最耗时间、最费精力的事情。

下面这件事最能说明当年筹款之艰难。

陈立夫

1941年秋，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来年补助中国营造学社6万元，但钱没到账。（《梁思成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1942年2月23日，《中国营造学社请补助》，第80页）梁思成不好意思直接问陈立夫，便写信给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说了这个事情。顾次长回复称，陈部长批复了5万元。（《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复梁思成》，1942年3月下旬，《中国营造学社请补助》第78页）这比陈立夫承诺的6万元少了1万，梁思成以为是陈立夫记错了，又不好直接问部长大人，于是请傅斯年出面去问。陈立夫心说，这个营造学社并非体制内单位，我不是必须给他们拨款；再说了，梁思成已经托老顾来问过，我明确答复了，他怎么又让傅胖子来问，好像我欠他钱似的，是他来求我好吧……于是，陈立夫让傅斯年转告梁思成表示：1942年教育部给营造学社的年度补助为5万元，并在其后加括号表示“上年度为3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复傅斯年》，1942年5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请补助》，第129页）言下之意就是，比去年增加不少，够意思了！梁思成过于迂腐，需要多少就申请多少，从不多要。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各单位向教育部申请经费一般都会多要，而教育部往往不会如数拨付，会砍掉一些。这就是陈立夫把营造学社申请的6万减为5万的原因。顾毓琇在回复梁思成之前，很可能已经问过陈立夫，而梁思成竟然又找傅斯年去问陈立夫，明显是多此一举，很可能让陈立夫感到不快。可见，梁思成不是筹款这块料。

梁思成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一起

梁思成不愿再忙活筹款的事情，同时又不想中国营造学社的兄弟们失业没有饭吃，怎么办？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为大家找个靠山和稳定的工作。于是，抗战结束后，他决定将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以营造学社的原班人马在该校创立营建系和中国建筑研究所，总算拥有了体制内单位的身份。梁思成解脱了，兄弟们也有着落了，但由于清华大学教学任务重，加上内战爆发等原因，换了身份的营造学社此后几乎再也没有进行野外调查和相关研究工作，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最终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了。

梁思成写给时任清华大学梅贻琦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