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方便讨论和分享，为了回馈您的支持，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

文 | 杨秀美

编辑 | 杨秀美

漫长的中国2000余年封建史中，有和珅之流的巨贪，亦不乏海瑞与于成龙般的清廉官员。

本文将介绍一位慈悲为怀的清官，终生为官而未展露财力。

辞官之际，他以平板车载着十余箱砖块作伪装，而皇帝知晓实情之后，复其金玉满箱。那么，这位官员究竟何许人也？

在幼年时期家境贫寒，依靠着自身的热忱以及勤勉的读书态度，通过不懈努力，在康熙五十二年终于荣获科举功名并踏入仕途而他却始终无法融入清朝朝廷体系之中。

在明朝，只要皇上行为有误，大臣们均毫无保留地进行直言劝谏，从不顾及任何情面。

而在清朝，尽管纪晓岚、刘墉这些著名的清流人物也选择了对皇帝进行劝谏，却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态度愈发谨慎，这主要源于明朝大臣和清朝大臣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

明朝由汉族人主导政权，大臣们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甘冒风险向皇帝直言劝谏，而皇帝们为了维护朝廷的稳定，亦将直言劝谏视为忠诚的象征。

清流人士甚至将直言劝谏视作一种荣耀。

而在清朝，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已荡然无存。

清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的大臣自然而然地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汉族官员和满族官员。

更为严重的是，从最基本的思想层面来看，满族人和汉族人的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发展而来，见到皇帝时会自称“奴才”，而汉族官员则自称为臣。

而清朝的皇帝们，仍然沿袭了少数民族的“主子奴才”统治策略，对待汉族人采取压制政策，从未给予过高的权力和地位。

面对皇帝的指令，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不敢直言劝谏，满族人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敬畏，而汉族人则是由于恐惧。

孙嘉淦虽然成功考取进士，但初涉政坛的他仕途并不顺利，在朝廷中，由于他直言不讳的言论，始终未能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

随后，在第二位皇帝即位后，孙嘉淦针对雍正帝迫害手足、任官混乱、西北战事等敏感问题，提出了“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三项安定民心的建议，一度成为了雍正皇帝的心头大患。

乾隆皇帝登基伊始，孙嘉淦更是直接呈递了被后人誉为清代“奏议第一”的《三习一弊书》，警示皇帝要摒弃“喜好奉承而厌恶直言，喜爱柔和而厌恶刚毅，喜爱顺从而厌恶违背”这三种不良习惯。

甚至大胆直言：“要消除这些不良习惯，关键在于君主的内心究竟如何思考。”

在清朝最为繁荣昌盛的“康乾盛世”期间，尽管三位皇帝都对孙嘉淦的“出言不逊”表示不满，但鉴于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劝谏的品质，竟然没有哪位皇帝真的因此动怒。

反而因其廉洁务实的作风，连续晋升为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重要职务，深受帝王的信任。

封建时代的清朝，贪污腐化的问题屡见不鲜，政府虽频频加以惩戒，但效果却收效甚微。

豪华朱门前飘散着酒肉的香气，而路边的尸体却寒风中冰冻无人问津。天下没有闲置的土地，而勤劳的农民依然不得温饱。

位居公职的官员却无所作为，百姓于贫富之间财富悬殊，在清朝的眉山县内，民众不但要承担繁重的赋税，还需向地方官员交纳各种费用。

贪污枉法的官员们更是以敲诈勒索普通民众为乐事，有些人冒着危险远赴京城申诉，最终还是落入贪官们事先布好的陷阱，惨遭入狱之灾。

而尽管孙嘉淦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但在面对平民百姓时，他却展现出了公正无私的清廉形象。

在他担任刑部尚书的数十年时间里，孙嘉淦始终深切关注着百姓的疾苦。

在他担任刑部尚书期间，郑州地区曾出现过一桩“杀人案件”，一名囚犯在狱中写下了一份诉状，许多官员对此感到厌烦，不愿卷入其中，唯有孙嘉淦敢于挺身而出，亲自展开调查，为蒙冤者洗清冤屈。

原来，该地曾发生过一起杀人事件，官府误将“豆汁染衣”的纪怀当作凶手逮捕归案，为了尽快结案，他们对纪怀进行了严刑逼供。

纪怀无奈之下只能向正定知府递交诉状，孙嘉淦得知此事后，立即亲自展开调查，最终使纪怀得以沉冤得雪。

此外，关州地区也曾出现过一桩疑难案件，经过多次调查仍未得出结论，孙嘉淦临危受命前往调查，最终成功解救了十余名无辜受害者。

在他的任期之内，孙嘉淦处理了众多被诬陷的冤假错案，拯救了无数无辜百姓的生命，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与爱戴。

清朝初建之时，朝廷担心百姓会将口粮用于酿酒，从而影响到粮食的供应，于是下令禁止民间私自酿酒。

而酒类作为重要的商品，百姓私自酿酒的行为难以完全禁止，因此受到处罚的人数不胜数。

孙嘉淦并未盲目遵从律法，而是深入研究了这一现象，并亲自前往民间探访酿酒过程，发现民间所使用的酿酒原料主要是豆皮、高粱等，这些材料并不会对百姓的口粮产生太大影响。

在掌握了真实情况之后，他认为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于是亲自向皇帝进言，指出禁酒政策的不合理之处。

最终，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解除民间的酒禁，释放了大量因酒禁而遭受惩罚的百姓，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赞誉。

在他任职期间，孙嘉淦致力于改善民生、实施仁政，关心百姓生活、兴修水利设施，打击贪污腐败、平反冤狱，推动经济发展，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最终，他不仅获得了皇帝的高度重视，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和认同。

在清朝时期，能够有效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要职的汉族大臣实则数量稀少。

而令人倍感震惊的是，这般身居高职的朝廷命官，在功成身退之际竟因家境贫寒而面临困境，实际上，清朝的官员们并未陷入贫困境地，反之，他们坐拥丰厚财富。

据传闻，江南吴县有位名为石远梅的商贾，曾前往扬州一带从事珍珠贸易。

在他的旅途中，不断有人盛情邀请他前往赴宴。

此时，石远梅便会展示出他携带的一个装满珍珠的匣子进行销售，“其中最贵的每颗价格高达二万两，较普通的可能价值一万两，最便宜的也需八千两。”

尽管这些珍珠售价昂贵，但来访的宾客们依然争先恐后的购买，唯恐无法入手。

那么，他们买回去作何用途呢？据说，这般高价的珍珠均被赠予朝廷里的高级官员—和中堂大人。

和中堂大人喜好将珍珠磨成粉末，作为日常食用的补品，以达到清心醒脑之功效。

由此可见，清朝官员在生活上的奢靡程度，这种奢华并非仅仅依靠其个人聚敛财物所致，更与下属以及商人们的频繁馈赠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孙嘉淦作为历经三代帝王的元老级官员，在官场上历练多年，理应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而这只是人们的主观臆断，孙嘉淦自科举入仕以来，官至总督、尚书，一生从未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享受过荣华富贵，也从未接受过他人赠送的珍贵珠宝和礼品，可以说是真正的廉洁奉公，坚守正道。

不仅如此，孙嘉淦甚至常常将自己的储蓄用于造福百姓，因此过得非常节俭。

乾隆十二年，身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孙嘉淦选择告老还乡，带着低微的积蓄从京城返回兴县。在他离开之时，除了一套官服和几件常服之外，他身上几乎再无其他值钱物品。

相比之下，其他官员有时也能获得皇帝的赏赐。

而敢于直言进谏的孙嘉淦，非但未能得到任何赏赐，反而多次险些丢掉性命，尽管皇帝们对他的才能赞誉有加，但对于他的喜爱之情却难以表达，更不用说给予赏赐了。

在他圆满完成一生的官职生涯准备归隐田园之际，尽管他一生勤恳劳苦，未曾有过半点贪墨受贿之事，而由于并无太多积蓄，无法像其他人那样风风光光地荣归故乡。

这使得他深感耻辱与不安，担心此次归来会引得同乡嘲笑于市井，也担心自己有负朝廷重托之责。

为此，他不得不另辟蹊径，巧妙筹划。他吩咐手下寻找来了数十只巨大木箱子，并将其塞满了砖块。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误以为他带着丰厚的财富荣归故里。于是，他昂首阔步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而谁知事与愿违，竟然有人向皇帝告发，称他并非如表面所见那般清正廉洁，而是在返乡途中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

皇帝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官员前去查验，当官员检查木箱时，发现里面堆砌着的尽是砖头，于是连忙将此事禀报给了皇帝。

皇帝得知真相之后倍感自责，深感辜负了这位老臣的一片忠心，为了弥补过错，皇帝决定下令将这些砖头全部替换为金银，以此作为对他多年清廉为官的褒奖。

许多官员在任职之前都曾勤奋刻苦地学习，期待着成为好官后能够造福国家和人民。

而真正踏入仕途之后，谁又能始终保持初衷，全心全意服务于民众呢，而孙嘉淦确实做到这一点，他以清廉、正直的形象展示出了最为完美的官场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