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距今约4000年，占地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该遗址于1976年被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首次考察，此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逐渐揭示了其宏伟的石砌城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石峁古城的外城东门遗址，因其结构复杂、设施完备，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外城东门址是近年来全面揭露的一处重要遗迹，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砌石穷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2500余平方米，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与樊庄子地点遗迹（疑似夏代哨所）遥遥相望。

城门口为折角“U”形石墙，将门道完全遮蔽，与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端留有缺口，作为进入城门的通道，形成“外瓮城”。墩台以门道为中心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均为长方形，残高约5-7米。夯土墩台外边以石块包砌，台内为穷打密实的夯土，台外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南、北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还增筑了一道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类似“护墙”。护墙的修筑一方面加固了墩台本体，防止了向外坍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城外防护能力、扩展了台基之上的活动范围。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护端下有铺石“故水”，保存较好。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铺石“散水”破坏严重。晚期即相当于二里头早期在坍塌的南墩台内侧砌筑了一道护坡短墙，并利用南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包括了两座石墙地面式房址和两座窑洞及护坡石墙、院内隔墙等、南缴台内侧大型院落的发现，为了解东门址建造过程、修利用及最终废弃提供了重要信息：据目前调查勘探资料分析，该院落朝向城内一侧的坡地上，还有一些成排分布的小型白灰面房址遗存（疑似夏代兵营），似乎可以说明，外城东门内侧有一处重要的居住区，更为重要的是，该居住区可能与城门的防御密切相关。

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东门主门道。门道宽约9米，朝向门道一侧的墩台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两两对称形成“门塾（类似现代保安亭的作用）”。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内瓮城”结构。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属于二里头时期修补形成。

在这段晚期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3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体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儿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石峁壁画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史前壁画，是研究中国壁画发展史、早期壁画的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巍峨。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置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宫精神屏障。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及马面（角台）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其形制规范，设计精巧、建构技术先进、形态成熟，几与后世所见同类设施无异、是探讨中国古代城防设施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门址的“外城”“系以南北向长墙及东西向两道平行短墙为外围周界、与南北墩台组合形成的城门外的独立空间。南、北墩台中间为外城东门主门道、进入门道后，沿南墩台西侧石墙继续修筑墙体，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在门道西端内侧形成一个曲尺形结构，与北墩台西壁围绕形成一处长约30、宽约10米的独立空间，即“内瓮城”，东门址内、外瓮城的修建最大限度地延缓了外来势力进入城内的时间，创造了抵御外来侵入的缓冲空间，极大地提高了防御能力。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在城门之外加筑（外）瓮城，始于唐代。至晚于宋代成为制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最早的瓮城考古发掘实例被追溯到了汉代的城障遗址及大约同时的高句丽早期。石峁瓮城首次将中国最早的瓮城实例追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

马面是凸出于城量外侧的一种台状的城量附属设施。其主要功能是为了提高城墙的防御能力。石峁城址至少存在十余处马面遗迹，集中分布在外城东门附近。系与墙体同时规划并起建，附着于墙体之上，向城外凸出，疏密有致，间距集中在30-40米、不仅反映了城址拥有者对防御功能的强烈追求，也反映了当时使用武器的有效射程。石峁遗址是龙山时代发现马面数量最多的遗址，所见马面形态成熟、分布规律、建构技术先进、对于探讨马面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马面的形成时间，有夏代前后说、夏家店下层文化说、战国说、汉魏说、高句丽说等多种。上述不同观点的产生多是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而形成的。石峁马面的发现与确认首次将中国古代马面形成时间确认在北方地区的龙山晚期。中国早期城防设施滥觞（“滥觞”来喻事情的开始或事物的发端）的空间分布位置高度一致，均位于中国北方或西北边疆区域、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一点似乎表明军事防御的需要是促使其产生发展的主要动因。

此外，2015年发掘的樊庄子地点遗迹亦不排除为城防体系的重要发现，其或为“哨望楼”之类的城外预警设施。樊庄子地点位于石峁城外东南方向一处山峁顶部，与外城南侧一处城门隔沟相望，四周开阔。顶部为长14、宽.11米的长方形石砌城墙围成的空间，外围一侧有弧形石墙环绕。由于其方形空间内未发现明显的踩踏层面或用火迹象，而在墙体内侧发现均匀分布。的“壁柱槽”，故怀疑应为一座用柱子架撑的“望楼”，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有关。

石峁瓮城与马面的发现与确认不仅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也成为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