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黄帝族出身的周族，原本是一个以治玉为职业的氏族。过去学者多以为周人自来就居住在渭水流域，是一个从事农作的部族，其根据便是以为周族的“周”字象一块农田之形，上有栽种的作物。其实，“周”字作为象形字，所象并非是农田种植之形，而是雕琢治玉之形，说明周人原是一个善于治玉的民族。如今石峁发现的大批精美的玉器，正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这个判断。这么多的玉器决不会都出自外来的进贡或交流，而主要应出自本地人的制作。早期周人便是石峁玉器的主要制作者。为释疑解惑，这里不妨对“周”的字形字义再做一些分析。按周与调、膨实古今字，《说文》云：“膨，琢文也，从乡，周声。”段注：“琢者，治玉也，玉部有调，亦治玉也。《大雅》：“追琢其章。’传曰：‘追，厩也，金曰膨，玉曰琢。’《毛传》字当作调。”其实膨、调皆非治玉的最初字形，甲骨文、早期金文周字作如下诸形
这才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早就称说该象形金文字符即周字“象方格纵横，刻画文彩之形”；古文字学家孙长叙更明确指出：“这个字象治玉琢文之形，是古调字无疑”，并举西周青铜器铭文畫字写作从聿从该字符之形，以补充说明该字符确实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后人有释此字为“农田”，为“卤”，为“金”，或“绸之初文”者，皆非。
结合周人起源及石峁玉器的发现，周为雕琢治玉之形可作定论。反过来说，这样对于早期周人以治玉为业的追溯，亦为发现大量玉器的石峁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提供了又一层证明。当然，这种说法亦对周人起源于陕北并为黄帝族的后裔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古人以职为氏，《左传》“殷民六族”有素氏、长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有陶氏、施氏、繁氏、銷氏、樊氏等（《左传》定公四年），皆是适例。如果说周人的氏名来自于他们祖先治玉的职业，应当不会令人感到是一种牵强的解释。
石峁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据说其数达4000余件之多。20世纪70年代，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继续在石进行采集与收购，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首、蚕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钺等器类居多。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对石峁玉器的年代众说纷纭。
最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墙体里面，从而证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于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前2300年。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只是某种驱邪所用的礼仪用品，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分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若然，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围地区的大量涌现，正可以作为黄帝部族活动在陕北地区的证据。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我们还可以在《山海经》等反映我国传说时代的古地理书中找到距黄帝族活动区域不远的内蒙古阴山一带出产玉器的相关记载。如《山海经·西次三经》中便记有黄帝所在的奉山（即密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奉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作为黄帝下都的昆仑山（约当今内蒙古卓资山）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约当今内蒙古狼山）则是“多青雄黄，多疲琅矸、黄金、玉”。考虑到《山海经》全书除黄帝之外，更无其他古帝与玉或类似玉的矿藏发生联系，则黄帝与其所统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内蒙古、陕北一带，并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应不是无端的揣测。顺便谈谈，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中确实蕴含有大量玉石矿藏。特别是距包头市不远的大青山里面开采出的余太玉，产量丰富，材质与玉色与石峁古玉亦相近似。
其地距石峁不远，是否与远古石峁居民采集的玉材有关，颇值得研究。如此，我们也不必囿于传统的“西玉东输”的说法，总是把石峁玉器的来源死死盯住在遥远西方的几个固定的位置上了。对于过去《穆天子传》所载穆王西游途中采掘到大量玉材的地点，似亦应作如是观。实际上，《穆天子传》有关穆王西游的路线有相当部分都是和《山海经·西次三经》相重合的，穆王所登的春山就是《西次三经》的钟山，其采取玉石的主要地点群玉之山离它并不算远，绝不会是在遥远的西域某地。
我们发现，陕北新石器时代晚期不仅是石峁，其它榆林地区、延安地区及附近黄河沿岸的山、陕一带诸多遗址均有大量玉器出土。如陕西神木新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一摆满玉器的祭祀坑，出土玉器的数量达30余件之多。
如陕西府谷寨山石城，亦出有各种色彩的玉谷石和玛瑙。著名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前后共出土44件玉器，其中多精品。紧邻黄河而与神木相对的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据称出土玉器近百件（包括收藏）。其它横水、吴堡、清涧、延川、延长、佳县及山西柳林、石楼、永和、吉县等地，据说皆有玉器出土，人称之为“黄河玉”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