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秃尾河北侧山峁，是已发现的龙山晚期最大城址遗存，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该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是中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
2012年起，考古队对石峁古城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工作。2012至2014年间，考古队对石峁城址内的居住区和贵族墓葬区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包括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等在内的诸多遗物。2015年，考古工作进入转型期，重点开始转向对皇城台及城址内部功能区划的复查。
外城东门遗址
外城东门复原示意图
外城东门假想图
外城东门模型
在外城东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中国最早、保存完好、结构复杂的城门遗址，被誉为“华夏第一门”。该城门占地2500平方米，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等设施组成，展示了石峁先民在城防建筑工艺上的高超水平。城门的防御体系完备，设计科学合理，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总体防御能力。
(一)杀戮祭祀及藏玉于墙外城东门址一带共发现集中埋藏人头骨的遗迹6处，其中外瓮城外(K1)及门道处(K2)各发现埋置人头骨24 颗:东门址北端石砌城墙的墙体基础之下发现4处，埋葬头骨数量1-16颗不等。埋藏于坑内的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多数骨朝上，但还有一定数量枕骨朝上和颅顶朝上者。K1内头骨的初步鉴定表明，这些被杀戮并深埋于早期地基之下的死者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股商时期人祭礼仪中，甲骨文有载“斩人牲首”的方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战国晚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石峁外城东门址附近所见集中埋藏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基之下，应与城址修建过程中实施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是另外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或发现于墙体倒塌堆积之内，或发现于石块砌筑的墙体外缘。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玉璜、玉钺等器物原本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人墙体的，部分发现于地面的玉器是墙体倒塌后的孑遗。《竹书纪年》记载“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晏子春秋》记载“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
石峁遗址所见将大量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只不过其并非完全以玉石材料建成而是建造过程中使用了玉器。石峁外城东门址所见大量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在满足了辟邪神话功能的同时。构建了石峁上层的精神屏障，表达了石峁的筑城者及使用者企图通过这一行为表达了对城门这一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重要设施的撬神驱鬼、构建精神屏障、保护城址安全的寄托。
石峁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玉器，器形特征明显，以刀、铲等片状器为大宗、多数器物可见二次或多次改制现象，其玉料斑斓多姿、质地精良、至今还无明确的关于玉料来源的线索 。特别是作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物质象征的牙璋，风格独特、出土层位明确，是探讨中国早期上层建筑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器类中还发现了制作精美的良渚式玉琮，齐家式玉刀、石家河式玉鹰等物，该现象绝非偶然，很可能正是所谓上层社会精英阶层之间远距离奢侈品交流的结果，其目的是“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周自己的地位”
（二）大型墓葬
墓葬规模及随葬品丰厚程度的差异是体现死者生前财富拥有量、身份的义等级的重要标志。石遗址发掘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瓮棺葬、竖穴土坑墓及石棺葬。瓮棺葬均为早天孩童的葬式；石棺葬多为青年，其出现或与附近丰富的石料资源有关；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均为成人墓葬、规模及随葬品丰厚程度差异悬殊。就竖穴土坑墓来看，石峁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的墓葬规模多数在2平方米之上，最大者如M1，长约4、宽约3、深6米。墓室面积12平方米。规模差异显面易见。大中型墓葬结构相似，墓主位于墓室中央，仰身直肢，棺外有殉人1至2人不等，墓室北壁均设壁龛。用于放置陶器等随葬品。虽然该墓地被严重盗扰，但从规模上仍然能够判断其为石峁遗址内的一处大型责族墓地。
（三）“众星拱月”式的聚落群结构
进入公元前2300年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千米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
据不完全统计，陕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数量大约七八十处。仅在石都遗址所在的秃尾河流域调查并确认的石城聚落就不下10.处，包括桃柳沟、庙石擦子、石擦子、石班、塞合峁、虎头峁、薛家会、高家川、寨峁梁、白兴庄等，此外还有大量没有防御设施的小型聚落。这些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石峁遗址周边的“卫星村落或次级中心”·奠定了“石峁王权国家”固若磐石的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的社会基础，改变了仰韶晚期及龙山早中期所见的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分布形态，并逐渐向单中心、凝聚式的聚落形态演变，最终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形成了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国家。
在进入二里头早期以后，以新华晚段、石峁晚期为代表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仍然延续了本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陶器面貌上丝毫见不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因而可以认为，夏文化的影响在夏王朝建立初期远未波及河套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在内的河套地区并未随着夏王朝建立而成为其势力范围，反而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北的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人群与夏王朝鼎足而立，这种状况与关中东部地区进入夏代以后的局面有类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