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7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第三次率军南下攻打后晋。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后晋的重臣杜重威临阵倒戈，在前线投降了契丹，导致后晋主力丧失战斗力。最终，后晋皇帝石重贵被迫投降，全家被俘虏至契丹，后晋就此覆灭。
表面上看，后晋的灭亡是因为景延广的挑衅行为激怒了耶律德光，促使契丹出兵。
正如王夫之所言：“景延广拒绝向契丹称臣，激起了契丹的愤怒，最终导致了石晋的灭亡。古今之人多将此罪归咎于他，而世俗的观点往往未能准确评判是非，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然而，后晋的覆灭并非 因为景延广的个人决策，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和深层次的原因。
王夫之进一步评论道：“搜刮国内财富以换取一时的欢愉，军需不足使得士兵心生怨愤，流离失所的百姓在路上随处可见，民众在乡野间满腹牢骚。”他指出，后晋的统治者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过度征敛百姓，导致军心不稳、民心尽失，国家内部已濒临崩溃边缘。这种短视的政策为后晋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通过王夫之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后晋统治者的贪婪与短视不仅耗尽了国家的资源，还严重损害了军队和民众的支持，最终加速了国家的衰亡。
王夫之特别指出，桑维翰在后晋的灭亡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桑维翰曾极力劝说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并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还向契丹进贡三十万财物。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严重削弱了后晋的北方防御体系，还进一步助长了契丹的贪婪欲望，最终加速了后晋的覆灭。因此，王夫之认为，“石氏之亡，实因桑维翰之所为”。
然而，尽管桑维翰的行为确实对后晋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比他更应该承担责任的是石敬瑭本人。作为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在面对契丹的压力时，选择了屈辱的妥协，割让大片国土，换取短暂的安宁。他的决策不仅葬送了国家的未来，也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尽的耻辱。因此，石敬瑭才是最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
每当提及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冤杀于风波亭，许多人会立刻联想到秦桧是罪魁祸首。然而，明朝文学家文徵明在评价《满江红》时曾指出：“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如果不是岳飞“还我河山、迎还二圣”的主张触怒了宋高宗赵构，秦桧未必会有如此强烈的动机去迫害岳飞。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桑维翰。尽管桑维翰的政策确实对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若没有石敬瑭的支持，他的主张也无法付诸实施。事实上，真正导致后晋灭亡的主因正是石敬瑭本人。他为了个人利益，割让大片领土给契丹，并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这一系列行为最终加速了后晋的覆灭。
石晋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十年，但它带来的历史影响却深远而持久。石敬瑭的行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最终得以如愿以偿地坐上大梁宫的宝座，石重贵的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数千里河山从此落入契丹之手，耶律德光心中的得意可想而知。
耶律德光（辽太宗）在征服后晋后，宴请了原晋朝的官员们。席间，他手持美酒，搂着美女，对这些曾经的敌方官员说道：“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是因为我对你们的了解远超过你们对我的了解。”
随后，耶律德光转向了冯道，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
冯道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以善于应对复杂局势著称。他谦逊地回答道：“臣才疏学浅，不敢妄言。”
耶律德光微笑着继续问道：“那么，老先生认为如今天下动荡，该如何治理？”
冯道回答道：“天下百姓历经战乱，民生凋敝。陛下若能以仁政抚恤百姓，必能使国家早日恢复安宁。”这番话得到了耶律德光的认可，冯道也因此被任命为太傅，成为辽朝的重要官员。
然而，尽管冯道提出了“仁政”的建议，实际情况却并不如人意。辽朝军队为了补给，派出了骑兵到民间“打草谷”，即收集粮食和物资。这一行动导致了中原地区的混乱，许多百姓因此遭受了极大的苦难，除了掠夺财物外，还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据记载，契丹骑兵在河南、山东等地大肆屠杀，壮年男子常被斩杀，而老弱病残者则遭到活埋，导致大量平民死伤。
这种行为反映了契丹统治者的野心与残酷，与石重贵等中原统治者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昏君的无能使国家陷入困境，但其危害远不及那些追求长期统治、不惜以暴政对待人民的君主所带来的破坏。
老百姓原以为石重贵离去后，局面会有所改善，没想到接替他的耶律德光却是一个更加残暴的统治者，这让他们感到极度失望，甚至对契丹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
当然，并非所有的胡人统治者都像耶律德光那样残忍。事实上，历史上也有仁慈的胡人君主，比如前秦的天王苻坚。如果中原百姓能接受苻坚这样的仁君统治，或许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在太原官署中密切关注着中原的动向，心中暗自欢喜。耶律德光的暴政使得他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也为刘知远趁乱夺取中原提供了机会。然而，刘知远深知时机尚未成熟，因此表面上仍对契丹表示忠诚，甚至接受了耶律德光作为自己的义父（耶律德光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为“知远儿”）。
在晋汉交替的十年间，耶律德光成为了许多人竞相攀附的对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赵延寿和杜重威。这二人一心想要认耶律德光为干父，而刘知远则不同，他只是暂时借助耶律德光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五代的历史虽然短暂，却充满了动荡与变迁。整个五代时期共存续了五十三年，其中朱梁王朝存在的时间最长，但也只有短短十六年。相比之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政权更是短命，仅仅维持了四年便告终结。
然而，刘知远绝非像朱友贞、石重贵那样的无能之辈。在五代诸帝中，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仅次于柴荣，与朱温、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郭威等人并驾齐驱。遗憾的是，刘知远在位时间太短，仅一年便去世，否则他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业。
尽管刘知远姓刘，但他实际上是沙陀族出身，与李存勖、李嗣源一样，都是当时的“国际友人”。历史上，姓刘的皇帝不少，但除了西汉、东汉、蜀汉和南朝的刘宋外，其他多为“冒牌货”，例如灭掉西晋的所谓“刘邦后人”刘渊。不过，真正的英雄不应被出身所限，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在乱世中崭露头角。因此，“纯血统论”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多少市场。
刘知远与晋高祖石敬瑭的关系可谓是在血雨腥风中磨砺出来的。尽管后来石敬瑭对刘知远有所猜忌——毕竟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觊觎皇位者众多，真正能登基称帝的人也不少——但石敬瑭并未对刘知远采取过激行动，反而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执掌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当石重贵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关系破裂后，刘知远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临。他暗中积蓄力量，静待时机。一旦风云变幻，他这条潜龙便将乘势而起，直冲云霄。
刘知远在乱世中展现出了一种精明的权谋手段，他深谙演戏之道。表面上，他对契丹称臣，以获取战略上的喘息之机；同时，他又对部下宣称要迎回已经北上的前晋朝皇帝石重贵，声称要“迎还圣主”，并在晋阳延续大晋朝的正统。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刘知远确实派兵去“营救”石重贵，但此时石重贵早已被迁往黄龙府，刘知远的这次行动看似徒劳无功，实则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借此巩固了自己在部下的威信和地位，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他所谓的“忠义”。
相比之下，南宋的岳飞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岳飞的“迎还二圣”不仅仅是出于臣子的忠诚，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担当。岳飞并非一个觊觎皇位的枭雄，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的行为源于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道德责任感。
刘知远显然没有岳飞那样的高尚情操。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他并不为石重贵的灭亡感到歉疚，毕竟在乱世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打拼。石家既然未能效忠于李家，那么刘知远也没有理由继续忠于石家。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罕见，但也凸显了刘知远与岳飞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是权谋之士，另一个是真正的英雄。
刘知远的心思，手下的将领们心知肚明。他们清楚，石重贵已经大势已去，而跟随耶律德光只会沦为“二等公民”。因此，众人纷纷希望刘知远能够登基称帝，带领他们走向新的未来。
面对部下的劝进，刘知远表面上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你们懂什么！契丹人如今势力强大，我们根本不是耶律德光的对手，此事暂且休提。”
然而，这番话并非全然出于真心。刘知远深知，此时还不是公开表露野心的时机。他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皇位的渴望，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被迫”之举，让世人觉得他是被推上皇位的，而非主动追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皇帝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登基的。
各地的军阀也心知肚明，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自知实力不足，难以自行称帝，于是纷纷致信刘知远，劝他顺应时势，早日登基。
刘知远的首席谋士兼侍卫亲军都虞侯郭威曾劝谏刘知远：“耶律德光残暴无道，早已失去民心。如今，天下诸侯纷纷将您视为领袖，主公若再推辞，恐有人趁虚而入，取而代之，届时悔之晚矣。”
刘知远听后点头称是：“此言有理。”
郭威所言不虚。虽然中原诸军阀确实缺乏称帝的实力，但南方的南唐却具备这样的条件。南唐名臣韩熙载也曾劝说李璟尽早北伐，其言论与郭威如出一辙。
如果李璟在石重贵北上、中原权力真空之际果断出兵，分两路直捣开封和齐鲁，北伐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毕竟，南唐不仅实力雄厚，还拥有像刘仁赡这样的名将，足以应对郭威等中原将领。遗憾的是，李璟并非柴荣那般果敢，否则他或许早已采取行动。
相比之下，刘知远虽为当时中原诸军阀中实力最强者，但与南唐相比仍相形见绌。南唐不仅在军事上有优势，更有刘仁赡这样的猛将坐镇，对付郭威等人并不在话下。可惜的是，李璟未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让刘知远占据了先机。
公元947年2月，刘知远在晋阳登基称帝，建立了后汉。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多个刘姓建立的朝代中，除了东晋时期的刘裕建立的宋朝外，其余几乎都称为“汉”。
然而，刘知远即位后并未立即创立自己的年号，而是继续沿用前朝晋国的年号“天福”，并称其为“天福十二年”。他如此选择，表面上是为了表达对石敬瑭的感恩之情，实则也隐含了对石重贵的不满与报复。
刘知远称帝后的首要任务是犒赏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将士们。作为新任皇帝，他深知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巩固军心，否则难以服众。然而，刘知远手头并不宽裕，无法拿出足够的钱财来犒赏士兵。此时，他的妻子李氏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建议。
李氏对刘知远说：“陛下刚刚建立基业，民心尚未完全归附。如果此时去搜刮民财，只会让百姓失望，动摇陛下的根基。妾这里还有一些积蓄，虽然不多，但足以暂时安抚将士们的心。”
刘知远听后深感妻子的贤明，立刻采纳了她的建议，并下令将自己和李氏的私房钱全部分发给将士们。这一举动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将士们纷纷欢呼“万岁”，对新皇帝充满了忠诚与感激。
李氏后来成为了后汉的皇后，她就是中国四大南戏之一《白兔记》中的女主角李三娘。有趣的是，李三娘与刘知远的婚姻并非传统的媒妁之言或青梅竹马，而是刘知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中了她，并强行将其娶为妻室。尽管如此，两人婚后却极为恩爱，这段姻缘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刘知远的后汉政权虽然短暂，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尤其是李三娘的形象，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传奇色彩。
在大梁宫中，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依然沉浸在酒宴之中，却对他的骑兵在民间肆意掠夺、搜刮草料的行为视而不见。百姓们深受其害，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契丹的残暴统治。
局势日益紧张，耶律德光感到不安，不禁仰天吟诵起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心中涌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为了找到一个体面的理由离开，耶律德光声称他的母亲——述律太后思念他，希望他能早日返回故土。然而，那些曾经依附于前晋朝的官员们却舍不得他离去，他们纷纷劝阻，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不如把太后接到大梁来，这里的条件优越，生活舒适。
耶律德光听了这番话，气得几乎要翻白眼。他深知这些官员只知阿谀奉承，根本不懂时局的严峻。最终，他还是决定尽快返回契丹，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公元947年三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在攻占大梁（今河南开封）后，任命他的表兄兼大舅哥萧翰留守此地。随后，他带着从大梁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太监和宫女，踏上了返回契丹的征程。
尽管《辽史》中对耶律德光的评价颇高，元朝史学家脱脱称其“威德兼弘”，但在他回国的途中，这位所谓的“仁君”并未停止对中原百姓的掠夺。他派出骑兵沿途抢夺民财，给已经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灾难。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契丹军队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城中的男性几乎被杀戮殆尽，妇女遭受了无尽的凌辱。更为残忍的是，契丹士兵虐杀婴儿，将无辜的婴儿抛向空中，再用刀刺死，这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契丹军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乐。
耶律德光的暴行最终招致了天谴。在他行至栾城（今河北栾城东）时，突然染上重病。尽管勉强撑到了杀胡林，但因病情严重，猝然暴毙去世。
契丹人带着耶律德光的遗体返回 故土，他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并尊耶律德光为太宗皇帝。
刘知远得知耶律德光去世的消息后，愤怒地将耶律德光不久前赐予他、象征地位的木拐子摔在地上。随后，他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出兵收复中原的大计。
大多数将领纷纷建议先攻取河北，认为这是北上的必经之路。
然而，郭威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耶律德光已死，但契丹在河北的兵力依然强大。如果他们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我军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甚至可能自取灭亡。不如沿汾水南下，这条路线相对安全，沿途没有契丹军队的威胁，而且各地豪杰多已归心于陛下。预计只需十几天，我们就能顺利拿下河南。河南是中原的战略要地，一旦控制河南，天下大局可定。”
郭威的见解深得兵法精髓，正所谓“避实击虚”。正如摘果子时，有梯子不用却非要学猴子爬树，那无疑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刘知远紧握着郭威的手，点头赞同道：“朕也正有此意。”
为了确保后方的安全，刘知远决定让他的弟弟刘崇（即后来北汉的开国皇帝）留守晋阳。晋阳是他们的根本之地，绝不能因为急于进取中原而失去这片根基。
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五月，刘知远下达指令，命令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率部进攻潞州（今山西长治）和泽州（今山西晋城）。
与此同时，刘知远亲自率领主力大军，选择西路进军，途经晋州（今山西临汾）和绛州（今山西新绛），直逼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后向东推进，最终目标是攻入汴梁（今河南开封）。
接到命令后，史弘肇迅速率部南下，首先向潞州进发。契丹军队闻讯而动，得知汉军即将抵达的消息后，纷纷撤退，避免与汉军正面交锋。因此，史弘肇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顺利占领了潞州。随后，他继续挥师东进，直指泽州。
面对汉军的快速推进，契丹军队表现得十分谨慎。由于对汉军实力的忌惮，契丹军队选择了避战保全，这使得史弘肇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重大阻力，顺利达成了初期的战略目标。
然而，泽州的防守异常坚固。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决抵抗，不愿投降。汉军多次进攻泽州，但均未能突破其防线，陷入了僵局。
刘知远得知泽州久攻不下，心中开始动摇，考虑是否应该让史弘肇放弃泽州，跟随自己沿西路继续南进。毕竟，时间紧迫，战机稍纵即逝。
关键时刻，枢密使杨邠和集贤殿大学士苏逢吉站了出来，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知远：“河东、河南两地已经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泽州和潞州孤立无援，难以长期坚守。如果此时召回史弘肇，不仅会动摇军心，还可能影响整个战略大局。请陛下三思。”
刘知远仍然有些不放心，于是致书史弘肇，询问前线的具体情况。史弘肇深知此战的重要性，为了坚定刘知远的决心，他在回奏中写道：“陛下，请您宽心。我军南下之势如破竹，泽州指日可下。此时唯有前进不可后退，前进则成大事，后退则陷入绝境。请陛下坚信，胜利就在眼前。”
收到史弘肇的回奏后，刘知远终于放下心中的疑虑，坚定了继续进攻的决心。在他的领导下，汉军士气大振，继续稳步推进，最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弘肇见攻取泽州无望，便派遣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万超入城劝降翟令奇。起初，翟令奇拒绝投降。李万超再次劝说：“耶律德光已逝，契丹军队北撤，请问您还在为谁守城？如今天下大乱，四海无主。纵观各镇，唯有太原的刘知远有成大事的潜力。投降者可保富贵，抗拒者恐遭灭族，翟公还是三思而行吧。”
翟令奇深思熟虑后，意识到刘知远性格刚烈，万一激怒了他，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不为契丹人白白送命，最终决定开城迎接史弘肇。
与此同时，契丹余部崔廷勋和拽刺等人正围攻河阳（今河南孟县），汉军屡次抵抗失利，武行德只能紧闭城门，苦苦等待援军。
崔廷勋得知刘知远已率军南下，且史弘肇成功攻占了泽州，意识到中原不久将落入刘知远之手，不愿与刘知远为敌。于是，他决定撤退至怀州（今河南沁阳）。
当史弘肇的援军途经怀州时，崔廷勋等人率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冲突。
潞州和泽州位于河东与河南之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史弘肇在此取得胜利后，彻底消除了对河东的威胁，为刘知远率领的主力部队顺利进入河南铺平了道路。
五月底，汉军抵达绛州。此前，绛州刺史李从朗、偏将成霸卿、曹可璠等人并未将刚刚称帝的刘知远放在眼里。然而，当刘知远亲自率军到来时，他们意识到形势严峻，权衡利弊后决定开城投降，展现了审时度势的智慧。
与此同时，留守汴梁的契丹宣武节度使萧翰却是个风流人物，他在汴梁城里沉醉于享乐。得知刘知远即将兵临城下，萧翰自知实力悬殊，难以抵挡，于是选择了逃回契丹，临走前还试图制造麻烦。
萧翰自作聪明地找到了唐明宗李嗣源的遗孀王氏（花见羞）及其小儿子李从益，这两人已经多年未参与政事。他假传已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旨意，强迫李从益担任中原的代理皇帝，意图在刘知远面前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王氏深知此举必招大祸，不禁悲从中来，哭诉道：“刘知远是那么好得罪的吗？你这不是害人吗？”但萧翰早已无心顾及这些，带着金银细软匆匆逃离，返回契丹。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六月，刘知远率军进入汴梁城，正式建立了后汉政权。
在此之前，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曾控制过汴梁，许多原属后晋的大臣在契丹统治期间表现出顺从的态度。当刘知远抵达汴梁时，这些大臣迅速转变立场，纷纷前来拜见新主，表示效忠。这种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和官员们的自保心态。
刘知远得知李嗣源的小儿子李从益正在汴梁监国，心中颇为不悦。李嗣源已于十多年前去世，而李从益的监国行为被视为对刘知远权威的挑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知远决定采取行动，派人前往宫中，要求李从益和其母王氏“自行了断”。这一事件使得李从益及其母亲王氏最终自杀身亡。
王氏在临终前曾向刘知远求情，称李从益并不愿意成为皇帝，而是被契丹人所迫。她请求刘知远能够放过李从益，让他每年为已故的李嗣源（即明宗）扫墓。
然而，刘知远并未答应这一请求，李从益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李从益与刘知远之间并无个人恩怨，也缺乏独立的政治势力。实际上，他不过是契丹人在中原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在这种情况下，李从益对刘知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刘知远依然对他采取了极端手段，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刘知远的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消除潜在的威胁，反而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尽管此时唐明宗李嗣源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对刘知远抱有期望的人心中。
刘知远的狠辣手段让这些人心生失望，甚至开始质疑他的统治合法性。毕竟，杀掉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李从益，除了彰显其冷酷无情外，又能带来什么呢？
在契丹撤军后，中原陷入了权力真空的状态。虽然刘知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控制了大梁城，成为事实上的主宰者，但他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一些地方势力仍然不服刘知远的权威，他们仗着手中有限的兵力，试图挑战刘知远的统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契丹任命的邺都留守杜重威，他不仅不买刘知远的账，甚至还公开与其对抗，成为了刘知远统一中原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刘知远的决策显然并非出于对李从益的恐惧，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防止任何可能的反对声音。然而，这种手段虽然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削弱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和威望。
天福十二年闰七月，刘知远对杜重威的动向了如指掌。深知杜重威为人反复无常，刘知远在进入汴梁后，迅速以大汉皇帝的身份下诏，任命杜重威为宋州节度使，意在将邺城这一军事要塞从这个不可靠的手中移开。
然而，杜重威对此毫不领情，直接将传旨的使者轰了出去，傲慢地回应：“回去告诉你家皇帝，杜老爷我自有主张，别想打我的主意。”
刘知远听闻此事，冷笑一声：“不想来？那朕亲自去请吧。”
随即，刘知远派遣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和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率军前往邺城，名义上是“请”杜重威赴任，实则是为了确保邺城的安全。
杜重威根本不把刘知远放在眼里，更不会买高行周的账。他立刻派遣儿子杜宏遂前往镇州，邀请契丹大将满达勒（也译作麻答）前来支援，意图借助契丹的力量对抗刘知远。
这场权力博弈，就此拉开了序幕。
满达勒派遣部将杨衮（并非演义中的火山王杨衮或杨六郎的祖父，杨延昭的祖父实际上是杨信，曾任后汉麟州刺史）前往邺城解围。然而，当杨衮抵达邢州（今河北邢台）时，得知满达勒已被汉军驱逐出境，便失去了继续救援杜重威的兴趣，径自返回契丹。
杜重威见援军无望，只得孤军奋战，坚守邺城。尽管高行周率军围攻了两个多月，仍未攻克这座坚城。
到了十月，刘知远见高行周久攻不下，决定亲自出马。他亲率大军前来，试图一举攻破邺城。然而，杜重威的抵抗异常顽强，汉军在攻城战中损失惨重，阵亡将士超过一万。
刘知远大为震怒，下令停止强攻，改为长期围困，意图饿死城内的守军。杜重威深知饥饿的可怕，最终在刘知远承诺“投降者不杀”的条件下，选择开城投降。
刘知远信守诺言，没有杀害杜重威，但将其家产全部充公，犒赏给三军将士。随后，他任命高行周留守邺城，自己则班师回朝。
当刘知远匆匆赶回开封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皇长子、开封尹刘承训已经病逝。这一消息无疑让刘知远感到无比痛心和失望。
刘承训为人稳重，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在五代乱世中，他是后汉王朝延续下去的最大希望。如果他能继续执政，或许能够为这个动荡的时代带来一丝稳定的曙光。然而，天妒英才，刘承训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
刘知远的悲痛不仅源于对爱子的深切怀念，更因为刘承训是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失去了这位得力的继承者，刘知远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次子刘承祐年少轻狂，缺乏治国经验，这样的性格让他难以胜任如此重大的责任。这让刘知远如何放心将江山托付给他？
即便刘承训能够顺利继位，也未必能改变后汉王朝的命运，使其超越五代中最长寿的后梁。五代各朝之所以短命，并非因为第二代继承人的能力不足，而是整个时代的结构性问题所致。
五代时期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军事权力的高度分散使得中央政权难以有效控制地方。大多数开国君主都是出身军阀，凭借武力夺取天下，而他们的后代往往缺乏军事经验和领导能力。
在这个“谁会打仗谁就能当皇帝”的时代，军事实力才是真正的统治基础。因此，五代各朝的短命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大环境的必然结果。
安葬完刘承训后，刘知远久久难以平复心情，陷入了深深的哀伤之中。这也不难理解，人生有三大悲痛：少年时失去父亲、中年时失去妻子、老年时失去儿子。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沉重的心理打击并非一时半会能够消散，往往伴随着老人度过余生的每一个日夜。
人生有时确实过于残酷，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样的悲剧，但一旦成为现实，便不得不承受。人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唯一能做的或许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老去，直至生命的终结。
转眼间，新年已至。刘知远强打精神，照例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但他拒绝接受群臣的拜年。儿子的离世让他心如刀绞，哪里还有心思参与这些繁文缛节？
去年称帝时，因形势所迫，仍沿用了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如今政局渐趋稳定，继续使用他人的年号已无必要。于是，刘知远下诏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公元948年），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始。
过了两天，刘知远给自己改名为刘暠。这一改动颇具深意，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两位帝王的名字中带有“暠”字：一位是唐朝李氏的先祖、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凉文昭王李暠；另一位则是汉朝刘氏的所谓“后人”刘知远（尽管他和刘渊一样，并非真正的汉室血脉）。
刘知远心中时常思念已故的大儿子，越想越感到悲痛，常常忍不住流泪。最终，这种无尽的哀思让他病倒了。虽然勉强支撑了几日，但病情日益加重。刘知远自知时日无多，便召来了史弘肇、郭威、杨邠等心腹大臣，托付后事。
刘知远强忍着病痛对他们说：“我已时日无多，趁着还能说话，先把后事安排妥当。皇次子承祐年少缺乏经验，你们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
临终前，刘知远又叮嘱道：“杜重威还活着，对承祐是个威胁，我死后你们务必立即除掉他。”
说完这些话，刘知远便撒手人寰，享年五十四岁，在位仅十个月。在五代十国的历史上，能够与刘知远相提并论的开国帝王，唯有后蜀高祖孟知祥。孟知祥甚至更为短暂，只享受了五个月的皇帝生涯便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