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乱世的枭雄们(上),王薄掀开起义序幕,杜伏威制霸江淮

公户子淳晨纱聊电影 2024-12-19 10:18:03

王薄——掀开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

隋炀帝登基后,其暴政与无尽的苛捐杂税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征兵,使得永济渠周边的村庄几乎见不到成年男子。

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田地荒废,粮食产量锐减。特别是洪水灾害后,粮价飙升至原来的数百倍,普通百姓只能以树皮和野菜为食。面对沉重的兵役、徭役以及饥饿的双重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反抗。

大业七年(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省邹平县)的一位名叫王薄的人,在长白山(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率先发起了起义。长白山位于邹平、长山、淄川等县的交界地带,山势险峻,方圆六十里,被誉为“第二泰山”。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反抗势力的藏身之所,北魏时期便常有“盗贼”出没。山中丰富的铁矿资源,曾吸引许多人在此制造武器。

据传,王薄本人便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铁匠,擅长制作枪头。正是由于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成为了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重要据点,吸引了众多起义领袖前来聚集。

王薄自称为“知世郎”,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自居,借此树立自己的威望。他创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反抗隋炀帝,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无向辽东浪死歌》的歌词如下:

长白山前的知世郎,身穿红色锦缎背心。长枪直指天空,刀光闪耀如日。上山捕食獐鹿,下山宰杀牛羊。忽然听说官军到来,提刀迎战毫不畏惧。即使战死在辽东,斩首又有何妨!

王薄的起义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各地的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开来。同年,孙安祖和窦建德在高鸡泊(今河北省故城县境内),张金称在鄃县(今山东省夏津县),翟让与单雄信、徐世勣占据瓦岗,外黄的王当仁、济阳的王伯当、雍丘的李公逸、韦城的周文举等人也纷纷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孟海公在济阳周桥(今山东省曹县)、孟让在齐郡(今山东省济南市)、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省益都县)、郝孝德在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相继起义,进一步扩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和影响。

大业九年(613年)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利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的机会,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发动叛乱。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区,以刘元进、朱粲、管崇等人为首的农民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和吴郡(今江苏苏州)等地掀起了起义。而在西北地区,白瑜娑等人领导下的农民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也发起了反抗。

同年十二月,章丘的杜伏威和临济的辅公祏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并与下邳的苗海潮、海眣的赵破陈等人的部队汇合。

据史书记载,当时参与起义的军队多达上百支,参与人数更是达到了数百万之众。这些起义军势力大小不一,“大的控制多个州郡,自立为王或帝;小的也有数百上千人,四处攻城略地。”(《隋书·炀帝本纪》)

进入大业十年(615年)后,各地的起义军已经成功切断了隋朝在长安、洛阳和江都这三大重要据点之间的联系,使得隋朝的统治者们被包围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之中。

杨玄感——为天下解倒悬之急

在山东王薄起义之后,当隋炀帝再次征伐高句丽之时,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趁机起兵,给隋朝带来了沉重打击,仿佛在隋王朝的后院燃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杨玄感外貌与父亲杨素极为相似,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然而,他在年少时却显得十分愚钝,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有些痴呆。唯有杨素坚信儿子并非如此,他对亲友们说:“这孩子并不痴。”果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杨玄感逐渐展现出文武双全的才能,不仅喜欢读书,还擅长骑射。

作为官宦世家的后代,杨玄感的前途本无忧虑,因为当时的恩荫制度使他可以轻松获得官职。凭借父亲杨素的显赫功勋,杨玄感通过恩荫进入了官场,并且官至二品,与父亲同列上朝。

这种父子同列的场景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隋文帝最初这样做,是为了表彰杨素的功绩,但时间久了,他觉得父子同列有失体统,便在朝堂上宣布将杨玄感降为一等。

面对这一决定,杨玄感不仅没有感到羞耻,反而感激涕零,拜谢道:“臣万万没想到,陛下如此宠爱臣,竟在宫廷中让臣得以尽孝。”这句话既巧妙地迎合了隋文帝的心意,又美化了自己。

杨玄感首次担任地方官时,被任命为郢州(今湖北钟祥)刺史。尽管这是他初次涉足政坛,但他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老练与精明。上任后,他广泛布设耳目,搜集关于当地官员的信息,无论其是否清廉、能干与否,他都能掌握得一清二楚。

随后,杨玄感选择合适的时机公开揭露这些信息,使得官员们不敢有任何隐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郢州的官场环境。这一举措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他们纷纷称赞杨玄感的才能。

后来,杨玄感转任宋州刺史。在父亲杨素去世后,他被调入中央,担任鸿胪卿,并被封为楚国公,不久后又升任礼部尚书。身居高位的杨玄感在某些方面与其父颇为相似,他骄傲自大,但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吸引了许多知名文人前来交往。然而,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

凭借家族的声望和父亲在军政两界的广泛影响力,杨玄感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本。然而,在隋炀帝日渐猜忌的重要官员的背景下,这些资本并未能确保他在仕途上的顺利发展。

在杨素去世后不久,隋炀帝曾私下里说:“即便杨素不死,也终将有一天会全家覆灭!”这句话传开后,成为了杨玄感心中的一大隐忧。尽管他身居高位,表面风光无限,但内心却始终充满了恐惧,担心大祸随时可能降临。

杨玄感不愿坐以待毙,决定利用朝政动荡的机会,策划一场政变:废黜隋炀帝,拥立隋文帝第三子杨俊的后代秦王杨浩为新君。

在随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过程中,由于军中出现混乱,杨玄感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时机,打算趁机袭击隋炀帝的行宫。然而,这一计划被他的叔父杨慎阻止了,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鉴于此,杨玄感调整了策略,开始积极融入隋炀帝的权力核心,逐步晋升至军事最高领导层,并在军队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为未来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在兵部尚书段文振的推荐下,杨玄感得到了隋炀帝的认可,后者称赞道:“将门出将,相门出相,此言果然不虚。”因此,杨玄感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赏赐和礼遇,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权力,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时机终于到来。这个时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隋炀帝再次征讨高丽,导致后方空虚;二是百姓不堪重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杨玄感被任命为黎阳督运粮饷,他故意拖延,希望前方的军队因缺乏补给而战斗力减弱,最终被高丽军击败。

隋炀帝派人前来催促,杨玄感却回复说:“漕运水路已被盗贼控制,粮道难以畅通。”

随后,杨玄感秘密召来了他的弟弟杨玄纵等人,正式宣布起兵。

为了避免直接对抗隋炀帝而树敌过多,他采取了“贼喊捉贼”的策略,声称带领水军的来护儿在东莱谋反,自己则奉密诏前去讨伐来护儿。于是,他率兵进入黎阳县城,关闭城门,搜罗壮丁;按照隋文帝时代的制度,开设府署,设置官员;并向周边郡县发送文书,命令他们迅速集结兵力于黎阳。

谋士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进军东北,切断隋炀帝的退路,使其粮草断绝,同时受到高句丽的威胁,从而不战而胜;中策是西攻长安,占据险要之地,逐步图谋天下;下策则是率领精锐部队袭击洛阳,以号令四方。

杨玄感急于求成,选择了下策。他认为只要攻占东都洛阳,就能获得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于是,他率军向东进发,在修武县渡河时遇到阻碍,便改道从汲郡渡河。沿途,响应者络绎不绝,到达洛阳城上春门外时,已有十余万人。洛阳地区的民众视杨玄感为救星,纷纷夹道欢迎,献上牛酒以示敬意。

杨玄感深信民心所向,多次对将士们宣誓:“我身为上柱国,家中财富无数,对于荣华富贵已无所求。如今不顾家破人亡,只为解救天下的危难,拯救苍生!”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辞,更加触动了受苦受难的百姓,每天前来投奔的人数多达数千。

在外围取得几场胜利后,杨玄感将洛阳城重重包围。负责东都防御的民部尚书樊子盖,严明军纪,颁布法令,积极组织守城战斗。

双方陷入僵持,而前来支援的贵族子弟,包括韩擒虎之子韩世咢、观王杨雄之子杨恭道、虞世基之子虞柔、来护儿之子来渊、裴蕴之子裴爽等四十余人,纷纷向杨玄感投降。杨玄感大喜过望,认为这为他带来了政治上的优势,立即任命这些人为重要职务。

洛阳形势危急,刑部尚书卫玄率领数万大军从关中赶来救援。卫玄派出两万兵力进行挑战,杨玄感假装败退,引诱卫玄追击。结果,卫玄中了埋伏,前军全军覆没。

几天后,双方再次交战,刚一接触,杨玄感命令部下高呼:“官军已俘获杨玄感!”这一招使卫玄的军队士气低落,杨玄感亲自率领数千骑兵冲锋,一举击溃敌军,俘虏了八千人。

杨玄感并非那种躲在幕后指挥的将领。他力大无穷,英勇善战,每次战斗都会亲自手持长矛,冲锋在前,吼声震天,令敌人胆战心惊,难以招架。因此,军中的将士们常常将他比作古代的英雄项羽。除了勇猛之外,他还善于安抚和管理部队,使将士们对他心存感激,愿意为他赴汤蹈火,这使得他在战场上几乎无往不利。

然而,卫玄屡次战败,加之粮草供应不足,形势紧迫之下,他决定驱使部下与杨玄感进行最后的决战。一天之内,双方激战数十回合,战场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突然,杨玄感的弟弟杨玄挺不幸阵亡,导致杨玄感的军队稍有退却。

此时,一直在城墙上观战的樊子盖抓住机会,迅速打开城门,率领人马杀出,击毙了数百名杨军士兵。尽管如此,在整体战局上,杨玄感仍然占据优势,但他始终无法打破僵局,攻占东都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

就在这个时候,隋炀帝从高句丽战场撤回,下令武贲郎将陈棱进攻杨玄感的根据地——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则驻扎在河阳,伺机渡河向洛阳进军;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也率军紧随其后;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则从另一条路线增援东都。

面对前后夹击的严峻局势,杨玄感再次做出了致命的战略失误,采纳了谋士李子雄的建议,将部队一分为二,西路军对抗卫玄,东路军对抗屈突通。然而,由于杨玄感的防御力量薄弱,屈突通顺利渡过了黄河,并与卫玄、樊子盖形成了掎角之势,对杨玄感的两路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导致杨玄感连连失利。

眼看夺取洛阳的希望破灭,杨玄感又听从了李子雄的建议,决定放弃洛阳,转而进攻长安,意图通过控制关中地区,再图东进,最终成就霸业。关中的杨氏家族成员纷纷前来接洽,表示愿意为杨玄感充当向导。

杨玄感进入关中后,打开永丰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以争取民心。当军队到达弘农宫(今河南省灵宝市)时,当地的父老乡亲纷纷劝说杨玄感留下,试图夺取这座宫城。

杨玄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连续三天的攻城未能成功。此时,宇文述的追兵已经逼近,杨玄感不得不继续西撤。在撤退过程中,他布下了长达五十里的阵线,边战边退,但一天之内遭遇了三次失败。随后,双方在董杜原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决战,杨玄感的军队最终惨败。

杨玄感率领十几名骑兵突围而出。在追兵的紧追不舍下,最终只剩下他和弟弟杨积善两人。眼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的杨玄感不愿被俘受辱,便让杨积善杀死了自己。

杨玄感的起事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次叛乱在隋朝内部引发了巨大的动荡,严重损害了隋炀帝的威信,导致统治阶层更加人心离散,加速了隋朝的覆灭。

杜伏威——称霸江淮

在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势力最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瓦岗的翟让和李密,二是河北的窦建德,三是江淮的杜伏威。杜伏威来自齐郡章丘县,自幼与辅公祏结为至交,两人共同创立了江淮军。

与其他两位领袖相比,杜伏威的出身最为贫寒。翟让曾是小吏,李密是世袭的蒲山公,窦建德也是一位小地主,而杜伏威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贫农。

杜伏威的起义直接源于贫困。杜家生活困苦,难以维生,辅公祏便偷了邻居家的羊送给他。尽管杜伏威知道这是赃物,但在生存的压力下,他还是接受了。不久后,这件事被曝光,官府展开了严厉的追查。

当时正值天下大乱,百姓纷纷揭竿而起,隋炀帝杨广采取了极端手段镇压叛乱,授权地方官员对盗贼“生杀予夺”。偷羊虽不算大罪,但在酷吏手中,即便是小罪也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杜伏威和辅公祏为了自保,决定不再做良民,而是举旗造反。那是在大业九年(613年)十二月,当时杜伏威年仅十六岁。

两人加入了附近的一支小规模起义军,起初只是普通士兵。然而,杜伏威英勇善战,冲锋在前,退守在后,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和信任,被推举为首领。这标志着杜伏威势力的初步形成。

在隋朝时期,江淮一带的隋军势力非常强大。杜伏威意识到自己手下的小部队实力薄弱,若不迅速壮大,将难以生存。因此,他积极寻求机会联合或吞并附近的其他起义军,以增强自身力量。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与下邳苗海潮和海陵赵破阵的交涉。首先,杜伏威派遣辅公祏给苗海潮送去一封信,信中写道:“力量分散则弱,力量集中则强。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能力,我愿意投靠你;如果你认为不如我,那就来加入我。”

苗海潮收到信后,权衡利弊,最终率领部众归降了杜伏威。另一例则是海陵的赵破阵,他的实力远超杜伏威。赵破阵派人前去招降杜伏威,而杜伏威则假装同意,并仅带了十几名随从前往赵破阵处投降,还带来了丰厚的礼物。

赵破阵自恃实力雄厚,对杜伏威毫不设防,认为他会乖乖投降。然而,杜伏威趁其不备,当场将其刺杀。与此同时,辅公祏带领大军赶到,赵破阵的部众失去首领,纷纷归降杜伏威。

通过这些行动,杜伏威的实力大大增强,他自封为将军,纵横于淮南地区。渐渐地,“江淮杜伏威”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

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东海的李子通率领万余人马来到淮南,投奔杜伏威。李子通原本是隋末的一位反王,起初依附于长白山(位于今山东省内)的左才相麾下。由于他深得人心,遭到了左才相的嫉妒,不得不离开长白山,此次投奔淮南,多少带有几分逃难的意味。

李子通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杜伏威的实力,杜伏威自然非常高兴。然而,李子通并非甘心屈居人下之人,不久便发动了兵变,试图吞并杜伏威的地盘。杜伏威措手不及,全军陷入混乱,自己也在李子通的追杀中身负重伤。

危急时刻,杜伏威的养子兼大将王雄诞背着他藏匿在芦苇丛中,才得以逃脱追杀。这次兵变对杜伏威的势力造成了重大打击,从此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祸不单行,趁着杜伏威兵败之际,隋军也前来进攻。当时杜伏威正在养伤,无法亲自指挥,结果全军再次大败。在这危急关头,杜伏威的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不仅勇敢且力大无穷,她背着杜伏威突围而出,而王雄诞则带领敢死队拼死断后。最终,杜伏威才得以保全性命。

在这次事件中,杜伏威不得不依靠女人的帮助才能逃脱,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这无疑是杜伏威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然而,唯一的慰藉在于,引发兵变的罪魁祸首李子通也没有得到好结果。隋军在进攻杜伏威的同时也对李子通发起了攻击,导致李子通的部队大败,他只能带领残部逃往海陵,最终未能夺走杜伏威的地盘。

对于杜伏威和李子通而言,这次冲突堪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经典案例。尤其是李子通,不仅未能获利,反而与杜伏威结下了深仇大恨,为日后杜伏威大举进攻李子通埋下了隐患。

尽管杜伏威在连续两次险境中幸存下来,但他的部队损失惨重,失去了称霸的能力,只能四处游击,不断吸纳流民以扩充势力。经过半年的恢复,杜伏威重新拥有了数万人的军队,并将江都附近的六合县作为根据地。与此同时,左才相活跃于淮北,李子通则占据了海陵,三支起义军各自拥有数万兵力,成为江淮一带的主要力量。

大业十二年(614)七月,杨广因北方局势动荡,不顾群臣反对,离开长安前往江都巡幸。杜伏威的部队恰好驻扎在江都附近,为了确保皇帝巡幸的安全,隋朝派遣大将陈陵率领八千精锐士兵前去讨伐杜伏威。陈陵与杜伏威多次交战,由于陈陵部下的训练和装备远胜杜伏威,杜伏威部屡次受挫。然而,陈陵的兵力有限,难以彻底剿灭杜伏威,双方最终陷入僵持状态。

十二月,杨广抵达江都,随行的护驾骁果十余万人,声势浩大。按常理,隋军的士气本应因此大振,杜伏威的末日似乎已近在眼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杨广的到来反而为杜伏威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作为皇帝,杨广到达江都后自然要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他的考核方法极为简单:只看谁送的礼物最为珍贵。满意者即刻升迁,不满意者则难逃厄运。至于官员们真实的政绩如何,杨广根本无暇顾及。在这种风气下,地方官员们为了讨好皇帝,无所不用其极,纷纷搜刮民脂民膏,不仅向皇帝进贡,自己的私囊也得到了充实。

不幸的是,那一年恰好是个荒年,百姓本就生活艰难,如今又遭此重压,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百姓先是吃树皮、树叶,后来甚至煮土为食,最终到了“自相食”的地步。这种“自相食”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但在江都这样的富庶之地,尤其是靠近天子脚下,竟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

实际上,当时朝廷的粮仓中储存了大量的粮食,足以应对灾荒。杨广的父亲杨坚一直非常重视国家的粮食储备,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然而,当灾难真正降临时,皇帝杨广却沉溺于财富和美女之中,完全不知城外百姓的苦难。地方官员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由于无法从朝廷获得援助,民众只能自力更生。杜伏威借此机会招募了大量的士兵,力量迅速壮大。

此时,杜伏威的力量已经超过了陈陵,于是他主动发起了挑战。陈陵深知局势对自己不利,选择闭门不出,任凭杜伏威在外炫耀武力。为了羞辱陈陵,杜伏威派遣使者送去一套女子衣物,并戏称陈陵为“陈姥”。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陈陵,他勃然大怒,率领全军出战。战斗异常激烈,杜伏威亲临前线,不幸被一名隋朝将领射中。

杜伏威怒吼道:“不杀你,誓不拔箭!”随即像夏侯惇一样,不顾伤痛,直冲敌阵,将那名惊恐万状的射手斩于马下。这种疯狂的战斗方式极大地打击了陈陵军队的士气,最终导致陈陵全军覆没,陈陵只身逃回江都。杜伏威乘胜追击,占领了高邮、历阳等重要城镇,并在历阳自封为总管,任命辅公祏为长史。

这时,杜伏威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从部队中精选出最精锐的士兵,组建了自己的卫队,名为“上募”,总人数达到五千人。杜伏威将“上募”视为自己的亲信部队,平时极为宠爱,但对他们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每次作战,“上募”总是充当先锋,战后杜伏威会亲自检查每个士兵身上的伤痕,如果发现有人背部有伤,立刻处斩,因为这表明他在战斗中退缩了。

每次取得胜利后,杜伏威都会将抢来的财物分发给全军。如果手下战死,他还会用死者的财产甚至妻妾进行殉葬。因此,杜伏威的部下个个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每个人都奋勇作战,所向披靡。

杜伏威的号令传遍江淮地区,各地的小股起义军纷纷投奔,郡县也相继归降,杜伏威的声望和势力迅速扩大。

杜伏威一统江淮

随着势力和地盘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投奔杜伏威。借助这些士人的智慧,杜伏威逐渐放弃了以往的流寇式战术,转而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地盘。

由于自身曾深受赋税之苦,所以杜伏威对领地内的百姓十分宽容,对于赋税征收非常低。

同时,杜伏威出于对贪官污吏的天然仇恨,他下令凡是贪污的官员,无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合理,但确实赢得了民心,使杜伏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公元618年3月,隋朝走向末路,宇文化及和司马德戡在江都发动了骁果兵变,昏君杨广被缢杀。此时,杜伏威的势力已经相当稳固。为了拉拢杜伏威,宇文化及派人封他为历阳太守,但这一提议被杜伏威断然拒绝。

相反,杜伏威向洛阳的皇泰主上表称臣,皇泰主随即封他为东道大总管和楚王。不久后,宇文化及留下陈陵部守卫江都,自己率领十万骁果军返回长安,使得江都一带形成了势力真空。

当时,在江都周围主要有三大势力:杜伏威、李子通和沈法兴。沈法兴出身江南世家,曾任吴兴郡守,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聚集民众起义。凭借家族的影响力,他在短时间内集结了七万余人,并占领了江都南部的重要城镇毗陵。杜伏威据守厉阳,李子通占据海陵,沈法兴则控制毗陵,三方势力均对江都虎视眈眈。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九月,李子通率先发难,率主力军队围攻江都。陈陵兵力薄弱,无奈之下分别向杜伏威和沈法兴求援。杜、沈二人皆不愿李子通占据江都,因此纷纷派兵支援,杜伏威亲自领兵,而沈法兴则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沈纶。

然而,由于双方都派出了援军,结果变成了谁也不愿意先动手,彼此间相互观望。李子通利用这一机会,巧妙地派出小部队伪装成沈法兴的士兵,在夜间袭击杜伏威的营地。杜伏威中计,怒不可遏,立即反击沈法兴的军队,导致两路援军自相残杀。

趁此混乱之际,李子通集中力量进攻江都。陈陵无力抵抗,最终弃城而逃,投奔了杜伏威。随后,李子通又转而攻击沈纶,沈部大败,四散而逃。

在这三股势力中,原本以杜伏威的兵力最为强大,却因李子通的诡计失去了江都。杜伏威对此极为愤怒,但形势已无法逆转,只能撤军。李子通则趁机称帝,建国号为吴。

此时,李渊已经称帝,建立了唐朝,并消灭了关西的割据势力薛举和李轨,开始图谋关东地区。李渊派遣使者招降杜伏威,杜伏威在武德二年(619)九月宣布归顺唐朝,被封为淮南安抚大使。之后,他的官职逐渐提升,先后担任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等职位,最终在武德三年(620)被任命为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封为吴王,并赐姓李。

当然,这种归降李唐只是名义上的,身处关内的李渊,此时无法干涉杜伏威在江淮的事务,因此杜伏威依然是割据一方的枭雄,保持独立。

杜伏威选择在这个时候归顺唐朝,具体原因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

当时,李唐的势力尚未达到一统天下的程度,其实力与杜伏威相差不大。李渊的老巢太原正受到刘武周的猛烈攻击,河北的窦建德和河南的王世充也在不断蚕食唐朝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能否统一全国甚至能否自保都是未知数。然而,杜伏威却选择了归顺唐朝,这确实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

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杜伏威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他的起义更多是出于形势所迫,目的和翟让一样,只是为了在乱世中保全一方。

武德三年(620年),正值乱世的高潮,天下的局势逐渐明朗,形成了李渊、王世充、窦建德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大势力之间的摩擦不断,时刻准备着最终的决战。与此同时,其他中小势力为了生存,纷纷加速兼并,力求在短时间内壮大自身,以增强自保能力或增加归降的筹码。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子通全力进攻沈法兴。他渡过长江,攻克了沈法兴的重要据点京口,并击杀了沈法兴派来迎战的大将蒋元超。沈法兴的主力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丹阳和毗陵,退守吴郡老家。趁着李子通与沈法兴交战的机会,杜伏威任命辅公祏为主将,阚陵和王雄涎为副将,率领数千精锐进攻李子通刚刚占领的丹阳。然而,由于时机把握不当,沈法兴败得过快,李子通得以亲自率领数万大军迎战,军容鼎盛。

辅公祏在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时,情急之下采取了杜伏威曾经使用过的策略。他精心挑选了一千名士兵,手持长刀作为先锋,随后一千名士兵紧随其后,他自己则率领剩余的兵力紧跟其后,并宣布:“前阵若有退后者,后阵立即斩杀。”

江淮军素来剽悍,加之如此严厉的军法,使得每个人都奋勇向前,尤其是先锋的长刀阵更是勇往直前,毫不退缩。

两军交战之初,李子通的部队被江淮军的气势所震慑,很快便败下阵来。然而,辅公祏因一时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的兵力不足,下令全力追击。结果,李子通的部队在被逼入绝境后反而反击得手,辅公祏的军队从追击者变成了逃亡者。

当晚,李子通因胜利而放松警惕,营地未设防备。王雄涎力劝辅公祏趁机夜袭,但辅公祏因过于谨慎而犹豫不决。最终,王雄涎决定自行行动,带领几百人直接突袭李子通的营地。王雄涎的部队在李子通的营地内四处纵火,李子通的部队措手不及,顿时大乱,数万大军在一夜之间四散奔逃。

这场战役是杜伏威与李子通之间的决定性对决,关乎江淮地区的霸主地位。

战斗过程充满戏剧性,杜伏威先胜后败,最终扩大战果取得了全面胜利。杜伏威以少胜多,击溃了十倍于己的李子通主力,杜伏威报了当年被李子通袭击几乎丧命之仇。

战败后,李子通无法继续坚守江都,被迫撤退至京口,随后又逃往太湖,江西地区全部落入杜伏威之手。李子通在逃亡过程中,重新集结了两万多残兵,但此时他的地盘已被杜伏威占据,实力远不如从前。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对更加弱势的沈法兴发动攻击。

李子通率部突袭沈法兴的根据地吴郡,沈法兴尚未从之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自然不是李子通的对手。

最终,沈法兴只剩下几百人逃出,计划投奔同乡闻人遂安,却因与闻人的部队发生冲突而落水身亡。至此,江淮地区的三大势力之一——沈法兴,从起兵到灭亡仅用了三年时间。

李子通消灭沈法兴后,实力有所恢复。为了彻底消除威胁,杜伏威在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派遣王雄诞进攻李子通。李子通率领精兵据守独松岭,与王雄诞形成对峙。

王雄诞看穿了李子通外强中干的本质,命令士兵多造旗帜和鼓,夜间则布置虚假的灯火,营造出数十万大军的假象。

或许是由于上次夜袭遭遇的惨败,给李子通留下的严重心理阴影,李子通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异常敏感。在这种草木皆兵的心态下,他竟然下令焚烧了自己的营帐,并在夜色掩护下全军撤退。王追击至杭州城下,李子通的军队彻底崩溃。走投无路的李子通最终选择投降,被杜伏威献给李渊,从此被软禁在长安。

李子通曾费尽心力消灭了沈法兴,却没想到最终只是为杜伏威铺平了道路。李子通善于笼络人心,安抚士卒,因此多次在失败后重新崛起,成就了一番事业。然而,面对杜伏威这样的强敌,他只能感叹生不逢时。如果当初不主动招惹杜伏威,或许结局会有所不同。

消灭李子通后,杜伏威派遣王雄涎继续进攻江淮地区的其他独立势力。此时,杜伏威已成为江淮的霸主,而他的主公李渊也已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天下的局势逐渐明朗。因此,各路势力如汪华、闻人遂安等纷纷归降。

杜伏威最终完成了江淮的统一,掌控了淮南和江东的广大地区。

杜伏威退居二线

武德五年(622年)夏天,秦王李世民率领部队镇压了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刘黑闼和徐圆朗。徐圆朗的领地与杜伏威相邻,李世民借此机会,在杜伏威的边境展示军事力量,以示威慑。

当时,隋末各地起义的反王大多已被消灭,仅存的梁师都、高开道和徐圆朗等人,要么地处偏远,要么即将灭亡。唯一能对李唐构成威胁的,就是杜伏威。

自古以来,异姓封王者,即便是像韩信、英布这样的功臣,也多遭猜忌,难以善终。杜伏威深知这一点,对李世民的意图感到非常不安,担心自己会成为李唐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杜伏威决定主动向李渊上书,请求入朝觐见。所谓“入朝”,是指地方诸侯前往京城朝见天子,这是诸侯表明自己忠诚的一种常见方式,相当于以自身作为人质,通常情况下,皇帝也会因此相信诸侯的忠诚。

然而,这一招也是皇帝测试诸侯忠心的重要手段。历史上,不少诸侯正是因为被皇帝强制要求入朝,担心受到迫害,才最终选择反叛。

李渊收到杜伏威的报告后自然非常高兴,于是李渊立即批准杜伏威入朝。

得到朝廷的杜伏威,立即将江淮军队的控制权移交给了义子王雄诞,自己带着少数亲信,在当年七月火速前往长安觐见李渊。

实际上,如果杜伏威不肯主动入朝,李渊很可能会主动出击,下旨要求杜伏威进京“叙旧”。

一旦杜伏威抗命,对李唐其不臣之心便会暴露无遗,秦王李世民的大军也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军江淮。

杜伏威的主动献忠心让李渊非常满意。为了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榜样,李渊加封杜伏威为太子太保,地位甚至超过了齐王李元吉。然而,李渊并没有允许杜伏威返回江淮,而是将他留在长安,享受着看似尊贵的生活,实际上更像是软禁。至于杜伏威本人是否对此感到满意,就不得而知了。

此时在长安被软禁的还有一个人,他可以算是杜伏威的老朋友——那就是前吴国皇帝李子通。李子通在武德四年(621)年底被杜伏威俘虏后,被送往长安献给李渊。李渊并没有为难他,反而在长安给他安排了一套房子,并配备了几个仆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让他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样的待遇与窦建德、萧铣、李轨等人被立即处斩的命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人性总是充满欲望,尤其是对于政治家而言。李密曾因不满李渊给予的待遇而叛离,如今李子通也对现状深感不满,时刻寻找机会重走李密的老路。

当得知杜伏威被羁縻于长安的消息时,李子通认为江淮军失去了领袖,局势必然动荡不安,这正是他趁机返回、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李子通素来待人宽厚,深得士卒之心,若让他逃回江淮,或许真的能够东山再起。然而,命运弄人,李子通逃至蓝田关时被守关士兵发现并逮捕,最终被押解回长安。这一次,李渊没有再手下留情,李子通的结局与李密如出一辙。

正如李子通所料,杜伏威离开后,江淮军果然陷入混乱。江淮军的创建者杜伏威和辅公祏,自幼便是好友,共同起义打天下,情同手足。辅公祏年长,杜伏威尊称其为兄,军中称辅公祏为“辅伯”,地位与杜伏威相当。然而,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权力的诱惑逐渐侵蚀了他们的友谊。杜伏威认为辅公祏的地位过高,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威,便剥夺了他的兵权,仅保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仆射职位。

辅公祏对此心怀不满,以学习神仙术为由,主动退出了权力斗争,不再过问政务。杜伏威前往长安前,将政务交给了辅公祏,而军事则交给了自己的心腹义子王雄涎,并秘密命令王雄涎监视辅公祏。昔日的好友如今成了彼此提防的对象,个人的情感在政治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辅公祏向来不甘心屈居人下,杜伏威离开后,他便与左游仙密谋发动兵变。然而,最大的障碍是王雄诞。作为杜伏威的义子和最宠爱的大将,王雄诞对杜伏威绝对忠诚,手握江淮军的军权,不除掉他,兵变难以成功。

辅公祏于是施展反间计,伪造杜伏威的笔迹写信给王雄诞,信中无端指责王雄诞有二心。

王雄诞虽然在战场上智勇双全,但是在权力斗争中显得稚嫩。收到信后,他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并且深感委屈,托病不再过问军务,试图以实际行动向杜伏威证明自己的忠诚。这一举动正中辅公祏的下怀。辅公祏趁机接管了江淮军,并再次伪造杜伏威的密令,称杜伏威在长安遭受虐待,要求辅公祏起兵造反。

凭借辅公祏在江淮军中的威望和杜伏威的“密令”,兵变得以顺利进行。武德六年(623年)八月,江淮军宣布脱离李唐,重新独立。辅公祏自立为帝,国号宋,任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

直到辅公祏派人劝说王雄诞归顺时,王雄诞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被辅公祏给欺骗了,但为时已晚。

王雄诞对杜伏威忠心耿耿,坚决拒绝了辅公祏的招揽劝降,最终被辅公祏杀害。李渊和李世民感念王雄诞的忠诚,封其子为郡公,并官至安西大都护。

对于杜伏威而言,旧部的叛乱无疑让他在长安的日子更加难熬。虽然史书未明确记载李渊是否因此责罚杜伏威,但寄人篱下的屈辱感无疑是难以避免的。

武德七年(625)二月,杜伏威在长安突然去世,死因扑朔迷离。《新唐书》记载,杜伏威喜好服用长生不老之药,可能因误服云母而中毒身亡。虽然中毒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如何中毒则众说纷纭。

武德七年(624)春,唐军以赵郡王李孝恭为统帅,李靖、李世勣、阚棱为将领,对辅公祏发起了全面进攻。阚棱是杜伏威的义子,与王雄诞并称为“双雄”。杜伏威入朝时,阚棱也一同前往长安,因此避开了辅公祏的兵变。

阚棱在江淮军中以勇猛著称,平时负责维持军纪,对任何违反军规的行为,不论亲疏,都严格执法,因此在江淮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两军对阵时,阚棱亲自冲锋在前,摘下头盔,对着敌人大声喝道:“你们不认识我吗?竟敢前来作战!”这一举动使得江淮军军心动摇,甚至有人当场投降,其英勇表现堪比《三国演义》中张飞在当阳桥上的壮举。

唐朝军队强大,将领英勇,辅公祏接连遭受重创,最终在武德七年(623年)三月投降,并被处以死刑。

然而,辅公祏似乎不愿独自面对死亡,他向唐军主帅李孝恭揭发,称杜伏威才是真正的谋反主谋,并且有密令为证。他还指出,此次前来归顺的阚陵也是谋反的同伙,如果不是王雄涎已死,王雄涎也会被列入同谋名单。

恰好在此之前,李孝恭在没收反贼家产时,也一并没收了杜伏威和阚陵的私产。阚陵因此与李孝恭发生了争执。李孝恭借此机会,以谋反罪名将阚陵处死。可怜的阚陵在被捕前还自认为因破获辅公祏有功,等待着论功行赏。

阚陵是江淮军最后一位大将,他的死亡标志着江淮军的彻底瓦解。

李孝恭随即向李渊报告,称发现了杜伏威才是谋反的幕后主谋,人证物证俱全。于是,李渊下令剥夺了杜伏威的官职和爵位,并抄了他的家。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发现”杜伏威和阚陵遭到诬陷,为他们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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