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宋靖康二年，刚刚征服了契丹政权的女真族铁骑如潮水般南下，打破了中原地区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繁荣与安宁。

这场历史悲剧以兵临汴梁城为高潮，标志着北宋的覆灭，史称“靖康之难”。宋朝皇帝赵桓（钦宗）和太上皇赵佶（徽宗）被迫屈膝跪在女真将领面前乞降，随后被流放到寒冷的五国城，过上了囚徒般的生活。

北宋的灭亡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宋朝在外交战略上的失误也加速了其灭亡。宋朝曾与金国结盟共同对抗辽国，但最终却因盟金灭辽而自食其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存在严重的战略地理缺陷。

赵匡胤建立宋朝时，继承了后周的疆域，但此时中原政权已经失去了北方的重要天然屏障——长城防线，即今天的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北部的山区。这些地区不仅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关键防线，更是华北平原的天然保护伞。

失去这一防线后，中原腹地暴露无遗，毫无险可守。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轻易地南下攻取中原，而在战败时又能迅速退回大漠，进退自如。这种地理优势使得女真等北方政权在军事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

事实上，这一战略地理缺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称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导致中原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这一决策不仅削弱了中原的防御能力，也为后来的北宋埋下了隐患。可以说，石敬瑭的这一举动开启了中原政权长达四百年的噩梦，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十二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靖康之难，十一世纪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那么十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历史转折无疑是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这一中原的战略要地割让给了契丹政权。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中原与北方的关系，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石敬瑭堪称一位“独特的创造者”，他不仅为中原文明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边患，还创造了一个令后世耻笑的称号——“儿皇帝”。这个称号成为了后来那些依附外力、丧失民族尊严的军阀们的象征。每当这些军阀在洋人面前摇尾乞怜时，他们或许会想起这位开创“儿皇帝”先河的石敬瑭。

五代时期的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名词——“沙陀三王朝”，指的是由沙陀族人建立的三个短命政权：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晋以及刘知远的后汉。

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晋本纪上》中开篇便提到石敬瑭出身于西夷，这或许是许多人认为他是沙陀族人的主要原因。

《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一》由薛居正编撰，成书时间比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早近百年。根据《旧五代史》的记载，石敬瑭是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人，汉朝末年，石奋的一支后裔流落西夷。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石敬瑭在称帝后强行认石奋为祖先的可能性（类似袁世凯认袁崇焕为祖宗的行为），但考虑到薛居正在石敬瑭称帝时已经二十四岁，且参与《旧五代史》编撰的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都是经历过石敬瑭时代的亲历者，因此他们对石敬瑭出身的记载更具可信度。

相比之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虽然认为石敬瑭出身于西夷，但并未明确指出他是沙陀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五代史》对李克用和刘知远的出身有明确记载，称他们是沙陀人。而在《旧五代史》中，李克用和刘知远同样被明确记载为沙陀出身。

如果石敬瑭确实是沙陀人，为何两部史书都对其沙陀身份避而不谈，反而对李克用和刘知远的沙陀出身念念不忘，这显然值得深思。

此外，“出身”西夷并不等同于就是西夷人。例如，李白虽然出生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视他为吉尔吉斯斯坦人。同样的道理，石敬瑭的“出身”西夷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西夷人。

综上所述，所谓“沙陀三王朝”的说法存在疑问，石敬瑭更可能是汉人，尽管他在历史上被视为“汉奸”。这一结论不仅基于《旧五代史》的记载，也符合逻辑推理。

石敬瑭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能够建立自己的“帝国”，绝非偶然。他不仅熟读兵法，对战国名将李牧和汉朝名将周亚夫推崇备至，还曾在后唐庄宗李存勖麾下担任亲卫马军指挥使，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若无真才实学与武艺，他难以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立足。

石敬瑭的崛起，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他借助了父亲石绍雍（别名臬捩鸡）的人脉资源。石绍雍是李克用、李存勖时代的重臣，凭借父亲在军政界的影响力，石敬瑭得以在中上层社会站稳脚跟。

其次，石敬瑭迎娶了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成为驸马。这桩婚姻不仅为他带来了显赫的身份，也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正如现代人常说的“嫁个好老公，少奋斗十年”，对于男性而言，选择一个强大的岳父同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李嗣源登基后，石敬瑭的地位迅速提升，前程似锦。

然而，石敬瑭与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紧张。两人同属“太子党”，彼此之间互不服气，矛盾日益加深。

李从珂在“靖难”之变后登基为帝，石敬瑭的处境愈发危险。尽管初期两人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但石敬瑭深知，这种局面无法长久维持。

面对李从珂的威胁，石敬瑭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屈服于李从珂的统治，任其宰割；要么主动出击，消灭李从珂，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选择后者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石敬瑭最终选择了反抗，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但也充满机遇的道路。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五代十国的历史走向。

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五月，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叛，并向李从珂上表，丝毫不给面子，言辞激烈地指责道：“陛下并非明宗皇帝的亲生子，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虽然废帝已逝，但许王李从益仍在。若陛下能将皇位传给李从益，我当即罢兵。”

这显然是个不切实际的要求，李从珂自然不会答应。他愤怒地质问石敬瑭：“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当初为了讨好我，你杀害了李从厚，如今又抬出李从益来当幌子，谁会相信这种谎言？！”

随即，李从珂派遣晋州刺史张敬达为统帅，率军讨伐石敬瑭。张敬达与张彦琪、杨光远、高行周等将领联合，迅速包围了太原。

尽管石敬瑭的能力不逊于李从珂，但双方的实力差距明显。太原虽是一座坚城，却难以抵挡唐军的庞大兵力。几次激战中，太原几乎被攻破。情急之下，石敬瑭派遣桑维翰火速前往契丹，请求耶律德光发兵援助。

如果石敬瑭仅仅是向耶律德光求救，给予一些财物作为酬谢也属正常。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这次的求援远不止于此，它将彻底改变中原与契丹的关系，也为石敬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石敬瑭为了争取耶律德光的支持，做出了一个让他自己和后世都深感耻辱的决定。在写给耶律德光的信中，他承诺只要契丹出兵助其击败李从珂，他不仅会割让从卢龙到雁门以北的大片土地给契丹，还愿意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义父，并誓言永不背弃。

这一举动虽然帮助石敬瑭暂时稳固了政权，但也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

相比之下，石敬瑭手下的重要将领、都押衙刘知远，尽管同样是沙陀人，但他的战略眼光和对中原的认同感远超石敬瑭。刘知远不仅看到了长远的政治局势，更深刻理解中原百姓的心声，这使得他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位更具远见的领袖。

刘知远极力劝阻石敬瑭，指出：“主公此举极为不妥。契丹人贪婪成性，只需用金钱就能引他们前来相助，何必割让土地？您比耶律德光年长十一岁，怎能屈尊做他的儿子？更何况，雁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屏障，一旦失去这片土地，契丹铁骑将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原，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然而，此时的石敬瑭已经被城外唐军的围攻逼得失去了理智。在他眼中，个人的利益远比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重要，更不用说普通百姓的福祉了。于是，他不顾刘知远的忠言，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契丹屈服，最终导致了这一历史性的错误。

石敬瑭并未听从刘知远的忠告，反而派遣桑维翰前往契丹送信。耶律德光接到这封让他欣喜若狂的信后，不禁大笑三声：“真是天助我也！”他立即命令桑维翰连夜返回晋阳，告知石敬瑭再坚守几日，八月十五那天他会亲率大军前来救援。石敬瑭听闻此消息，心中大喜。

张敬达虽然每日猛攻太原，但始终无法突破城防，渐渐变得焦躁不安。石敬瑭在城中焦急地等待着契丹援军的到来，掰着手指计算着日子。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九月，仍未见契丹一兵一卒的影子。石敬瑭开始怀疑，耶律德光是否受到了李从珂的拉拢，改变了主意？

正当石敬瑭几乎陷入绝望之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终于率领五万铁骑南下，直抵太原城下。石敬瑭见援军到来，激动万分，立即打开城门与契丹军队会合，共同迎战唐军。

唐军此时已是疲惫不堪，长期的攻城战让他们士气低落。面对契丹生力军的猛烈冲击，唐军毫无招架之力，最终大败而逃，张敬达等人被迫撤退至晋安（今太原以南）。

石敬瑭欣喜若狂，急忙出城拜见义父耶律德光。两人虽是初次见面，却仿佛一见如故。耶律德光对这个比自己年长十一岁的“儿子”非常满意，连声称赞自己有福气。石敬瑭则对耶律德光表现得极为恭敬，甚至有些谄媚，一口一个“父亲”叫得耶律德光心花怒放。当然，这种亲密关系的背后，更多的是因为石敬瑭许诺割让十六州的土地给契丹。

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石敬瑭的地位，也为他日后建立后晋王朝奠定了基础。而对于耶律德光而言，石敬瑭的归附和十六州的割让，无疑是契丹帝国扩张的重要一步。

今人常将汉太祖（俗称汉高祖）刘邦视为厚黑学的鼻祖。传说中，项羽欲烹刘邦之父刘太公，刘邦竟面不改色地说道：“煮好了别忘了给兄弟我倒上一碗。”然而，若将刘邦与石敬瑭相比，刘邦在“厚黑”方面似乎还略显不足。

石敬瑭四十四岁时，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称呼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这种“孝顺”之举，刘邦恐怕从未想过。毕竟，刘邦即便比项羽年长二十多岁，也从未喊过项羽一声“干爹”。

石敬瑭的这一举动，不仅让人佩服他的“胆量”，更让人感叹耶律德光的“幸运”。毕竟，像石敬瑭这样“孝顺”的干儿子，确实难得一见。当然，耶律德光也不是白认这个干儿子的。石敬瑭许诺割让十六州，正是为了换取耶律德光的支持，帮他推翻李从珂，登上中原皇帝的宝座。

做人要言而有信，石敬瑭自然也不例外。他既然许下了承诺，就必须履行。耶律德光同样深谙此道，酒足饭饱之后，他打着饱嗝对石敬瑭说：“儿子，你老爹我会点相术，看你这面貌贵不可言，气度才干远胜李从珂那小子百倍。你不当中原皇帝，实在是对不起中原的百姓。再说，我是胡人，中原我不习惯住，过些日子我就要回去了。这样吧，我举行个仪式，册封你为中原皇帝，帮你推翻李从珂这个反动政权，为民除害。”

石敬瑭一听，心中暗喜，几乎要飘飘然。不过，为了表现谦逊，他还是装模作样地三揖三让一番。他的手下们自然心领神会，立刻展开“劝进”，称赞石大将军是“天降真主，万民景仰”，若不出山做皇帝，天下苍生何以安宁？

最终，石敬瑭在“义父”和“同志”的盛情之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帝之位。

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晋阳城外的柳林举行隆重仪式，正式册封义子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

为了表达对耶律德光的感激之情，石敬瑭不仅接受了这一封号，还做出了重大让步：他将幽州（今北京市）、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寰州（今山西朔州西北）、蔚州（今山西灵丘）等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并承诺每年向契丹进贡三十万匹帛。

尽管二十三年后（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曾率军北伐，成功夺回了莫州和瀛州，但遗憾的是，柴荣英年早逝，中原失去了收复北方失地的最佳时机。此后，宋朝虽然统一了南方，但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一重要的战略屏障，在与契丹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女真族南下攻入中原，导致了北宋的覆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时的诏书中曾明确表示：“朕愿与你永结父子之邦，共守山河誓言。”这句话意在强调，无论天荒地老，他与石敬瑭的父子关系将永不改变。然而，政治盟约中的美好承诺往往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证明，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国家的实力，其他的一切都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化为泡影。

石敬瑭虽然成功登基为帝，但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河东一地。此时，协同张敬达围攻太原的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心怀不轨，企图在乱局中谋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妄想成为中原的新皇帝。为此，他派遣儿子赵延寿前往契丹，面见耶律德光，希望说服后者改变初衷，改立赵德钧为中原之主。

赵德钧还承诺，若耶律德光支持他称帝，他将与耶律德光结为兄弟，并让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然而，耶律德光听后只是冷笑，这个提议对他毫无吸引力。

但考虑到孤军深入中原，若此时拒绝赵德钧，可能引发赵德钧的反叛，威胁到自己的后路，耶律德光权衡利弊后，暂时口头答应了赵德钧的要求。

消息传到石敬瑭耳中，他如遭五雷轰顶，立刻派心腹桑维翰前往契丹，面见义父耶律德光。桑维翰素以能言善辩著称，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恳求耶律德光不要轻信赵家父子的花言巧语，指出赵德钧父子并非善类，不可信任。耶律德光坦率地回应道：“我明白我们之间的约定，但当前形势对我极为不利，我必须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

桑维翰一番苦劝，最终还是打动了耶律德光，让他重新考虑并拒绝了赵德钧的提议。

石敬瑭本以为义父耶律德光是自己最坚实的依靠，未曾料到，刚刚许下的诺言转眼间就差点被推翻。对于一向自诩“无私无畏、言出必行”的石敬瑭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和讽刺。

耶律德光权衡利弊后，认为支持石敬瑭更为有利，于是决定帮助石敬瑭在晋安乡重创了唐军张敬达部。张敬达的部将杨光远劝其投降契丹以保全富贵，但张敬达坚贞不屈，最终被杨光远杀害，杨光远随后投降了契丹。

与此同时，赵德钧也被契丹军队击败，成为俘虏并被押送至契丹。随着晋阳周边的唐军被消灭，石敬瑭的目光转向了洛阳城中的李从珂。

尽管石敬瑭清楚耶律德光并非真心实意地支持他，但在当前形势下，只有耶律德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双方心知肚明，彼此之间的合作不过是各取所需，有些事情心照不宣，无需言明。

然而，契丹将领们并不愿意深陷中原内战，纷纷劝说耶律德光班师回国。耶律德光认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决定不再继续参与后续的战斗。于是，他在潞州留下部分主力部队先行回国，自己则留在潞州休整，并派遣大将迪离毕带领五千骑兵随石敬瑭入洛。

临行前，这对“父子”共饮了一场酒。

耶律德光举杯对石敬瑭说道：“我不远千里来助你建国，如今大局已定，只剩李从珂一人。这是你的责任，我就不多插手了。等你进入洛阳，我便返回契丹。”

两人手拉着手，泪眼相对，欲语还休，久久不愿分开。最终，他们还是依依不舍地分道扬镳，各自踏上新的征程。

耶律德光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又像是在发出警告：“希望你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的誓言！”石敬瑭心中虽感到不适，但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他依然强忍着情绪，哭拜告别。

此时，唐军将领们看到李从珂大势已去，纷纷选择向晋军投降。当晋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时，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也果断“弃暗投明”，归顺了石敬瑭。河阳作为洛阳北面的重要门户，一旦失守，洛阳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石敬瑭心思缜密，派契丹骑兵驻守渑池，防止李从珂西逃至凤翔。李从珂原本计划前往河阳，企图东山再起，却没想到石敬瑭早已切断了他的退路。

李从珂陷入了绝境，但他绝不能被石敬瑭活捉，否则必将受辱。经过一番权衡，他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尽。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底，李从珂召集太后曹氏、皇后刘氏和皇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准备自焚。王德妃则带着许王李从益躲了起来，试图躲避这场灾难。

刘皇后心生恶念，提议先放火烧毁洛阳城，让石敬瑭无处可居。然而，李重美却冷静地劝阻道：“如果烧毁洛阳城，日后石敬瑭必然会大兴土木重建，到时百姓将承受巨大的劳役之苦。不如留下这座城池，也算是给大唐子民留下最后的一点交代。”

众人悲痛万分，最终决定引火自焚。夜色沉寂，宫中火光冲天，百姓们得知皇帝自焚的消息，无不为之叹息。

薛居正对李从珂的评价是：“末帝负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李从珂的军事才能实际上并不逊色于石敬瑭，其手段同样果断狠辣。但遗憾的是，他在战略规划上略显不足，未能展现出石敬瑭那样的长远眼光。如果当初他能够采纳吕琦的奇谋，或许结局不会如此悲惨。

在李从珂自尽的同一夜，晋军攻克了洛阳，标志着后唐的覆灭。这个曾经历经四位皇帝、存在了十三年的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随后，石敬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洛阳，正式登基为大晋皇帝，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二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潞州短暂休整后，目睹了他的“干儿子”石敬瑭终于实现了称帝的愿望，便启程返回契丹。尽管石敬瑭已经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但这些地区的汉军将领并不愿意屈服于契丹的统治，纷纷起兵反抗。

当耶律德光路过云州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云州的大同节度判官吴峦紧闭城门，拒绝接纳契丹军队。耶律德光愤怒地质问：“你们的皇帝早已把云州献给了我，你们究竟在为谁守城？”然而，云州的汉军士气高昂，坚守城池长达半年之久，契丹军队始终未能攻破。与此同时，吴峦派人向石敬瑭求援，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如果石敬瑭能够改变初衷，放弃与契丹的盟约，转而与其对抗，他的胜算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当时他仍然掌控着十六州，且契丹军队孤军深入中原，后勤补给线较长，这为石敬瑭提供了反击的机会。**

然而，石敬瑭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考虑到自己刚刚进入中原，各地的藩镇势力对他并不完全效忠，担心一旦与契丹开战，可能会引发内部叛乱，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因此，他决定保存实力，避免与契丹正面冲突，甚至命令幽云地区的汉军将领撤回内地，将这些战略要地拱手让给了契丹人。石敬瑭自认为是一个守信之人，不愿意违背与契丹的承诺。**

近年来，关于石敬瑭是否是“汉奸”的问题引发了争议。有人提出，石敬瑭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因此不应被视为“汉奸”。

但根据《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记载，石敬瑭的身份更多倾向于汉族，即便从血统上讲，他也难以逃脱这一身份。更重要的是，石敬瑭的政权代表的是中原汉族的利益，而他割让十六州的行为对后世汉族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即使石敬瑭不是纯粹的汉人，他的行为依然损害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正如历史上其他背叛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人物一样，无论其种族背景如何，这种行为都应被视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从石敬瑭的角度来看，他的决策有其合理性。刚刚夺得政权的他，面临着极其不稳定的统治基础。那些老军头们，尤其是邺都留守范延光，是否真心臣服于他，实在难以预料。范延光不久前还与石敬瑭兵戎相见，虽然最终投降，但双方的关系显然并不融洽，只是暂时的妥协。

范延光在明宗朝曾担任宰相，与石敬瑭平起平坐，甚至对石敬瑭称帝心存嫉妒。他驻守的魏州是河北的重要军事重镇，也是李存勖称帝的地方。在乱世中，想要称帝并不需要什么“德齐三代、功追汉唐”，只要有强大的军队支持就足够了。因此，范延光的心思可想而知。

石敬瑭对范延光早有防备，不仅因为范延光的背景和野心，更因为在权力斗争中，信任变得异常稀缺。

为了稳住范延光，石敬瑭封他为临清王，但这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是一个贬值的称号，几乎人人都能称王，远不如唐朝前期的“王”那样具有权威性。范延光志在帝位，区区一个空头王衔，自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更为关键的是，石敬瑭决定将国都迁回汴梁。这一举动让范延光立刻意识到，石敬瑭此举是为了利用汴梁与魏州地理位置接近的优势，以便在必要时迅速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闪电战。范延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明白石敬瑭的真实意图，也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准备，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石敬瑭的每一个决策都充满了权衡与算计，而范延光则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两人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天福二年（公元947年）六月，范延光在魏州起兵反叛。在五代这五十年间，“反”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今天你反我，明天我反他，谁有实力谁就能造反，仿佛谁有本事谁就能坐上皇帝的宝座。

范延光派遣心腹孙锐和澶州刺史冯晖率领两万步骑兵进攻黎阳。石敬瑭本就是靠造反起家的，自然不会害怕这种局面。他迅速调兵遣将，分四路出击，由白奉进、张从宾、杨光远和妹夫杜重威率军围剿范延光。

石敬瑭正坐在宫中静候捷报时，突然传来一声惊雷般的消息：张从宾竟然与范延光暗中勾结，在军中发动叛乱。更令人震惊的是，张从宾不仅谋反，还杀害了石敬瑭实际上的长子、河阳节度使石重信。叛军随即掉头北上，直逼汴梁城下，形势顿时变得异常危急。

石敬瑭接连收到官军自相残杀的消息，心中焦虑万分，不知如何应对，甚至萌生了逃跑的念头。此时，他的大将军刘知远挺身而出，对石敬瑭说道：“陛下不必忧虑，这些叛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想当初在晋阳与唐军作战时，我们多次陷入绝境，但陛下最终还是稳住了江山。如今，叛军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只要我们坚守京师，安定人心，叛军自然不攻自破。”

刘知远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他与后来的赵匡胤一样，都是以军事才能起家，敢于在刀光剑影中谋求富贵，最不怕的就是战争。虽然他后来建立的后汉政权仅存续了四年，但在军事能力上，刘知远远超石敬瑭。石敬瑭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契丹的支持，加上李从珂的战略失误，才得以侥幸登基。

刘知远的才能不仅得到了石敬瑭的认可，也深得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赏识。耶律德光曾对石敬瑭说：“此人有大才，对你至关重要，切莫因功高而猜忌。”石敬瑭向来对契丹皇帝言听计从，因此更加倚重刘知远。

刘知远接手京师防务后，严明军纪，安抚民心，迅速稳定了局势。他深知士气是胜利的关键，只有军队上下一心，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他的治理下，京师秩序井然，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为平定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之后，晋军在杨光远的指挥下，在六明巧妙地使用了诈败计，成功引诱叛军渡河，最终大败叛军。冯晖和孙锐被迫逃回邺都。与此同时，另一路由杜重威率领的晋军在汜水关击败了张从宾的叛军，张从宾也在战斗中溺水身亡。局势因此有所好转。

石敬瑭见此良机，决定乘胜追击，再次命令杨光远率军攻打邺都。此时，范延光的势力已经因为冯晖和孙锐的挥霍而大为削弱，再也无力与石敬瑭对抗。为了保全自己，范延光决定向石敬瑭示好，重新归顺。

范延光先是处死了孙锐，然后上表谢罪，请求石敬瑭的宽恕。起初，石敬瑭并不买账，认为范延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甚至下令继续攻城。然而，范延光坚守邺都，顽强抵抗了大半年之久，使得晋军一时难以攻克。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敬瑭也感到继续强攻并非良策，担心战事拖延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最终，他同意了范延光的求和请求，赦免了他的死罪。

范延光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对人说：“皇帝真是个守信用的人，他说不杀我，我就又能多活二十年了。”

于是，范延光正式投降，并前往汴梁面见石敬瑭。

根据历史记载，石敬瑭曾承诺不杀范延光，但这一承诺并未阻止其他人对范延光采取行动。杨光远因与范延光有宿怨，私自闯入范延光的府邸，逼迫其自杀，并向石敬瑭谎称范延光是“投河自尽”。

虽然石敬瑭表面上表示遗憾，但也有学者推测，石敬瑭可能暗中授意杨光远除掉范延光。范延光曾多次表现出不满和反叛倾向，石敬瑭或许认为他的存在是一颗“定时炸弹”，必须尽早消除隐患。

随着乱军的平定，石敬瑭终于可以暂时安享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他的一生充满了权谋与斗争，最终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并非罕见，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普通人，物质上的追求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公元93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

1. **南唐政权的建立**：吴国太尉徐知诰废黜了吴国皇帝杨溥，建立了南唐政权，并自称是唐太宗之子李恪的后裔，改名为李昇。这一事件标志着南唐的崛起，成为南方的重要势力。

2. **契丹改国号为“辽”**：这一年，石敬瑭的“义父”、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正式将国号改为“辽”。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契丹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也反映了契丹与中原之间的复杂关系。

石敬瑭非常清楚自己帝位的来之不易。就像狗知道是谁给它肉骨头一样，石敬瑭也明白自己应该对谁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耶律德光的支持，石敬瑭几乎什么都愿意做，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人。比如，他连自己妻子的弟弟李从厚都不放过，更不用说其他的事情了。

在那个时代，认干爹干妈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现代人认干亲时，逢年过节也会送些礼物表示孝心，石敬瑭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他与耶律德光的关系远不止简单的“父子情”，更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同盟。

契丹需要中原的物资来维持贵族的奢华生活，而石敬瑭则依赖契丹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因此，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的“孝顺”不仅仅是表面功夫，而是出于实际的政治需求。

石敬瑭为人处世极为圆滑，即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也必定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他与契丹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周到，不仅在官方层面上严格履行每年奉送三十万金银财帛的承诺，更注重私下的情感维系，这种私人关系往往比正式的条约更为稳固和值得信赖。

每逢契丹有红白喜事、纪念日等重要场合，石敬瑭都会派遣使者送去最新鲜的时令特产和稀有的珠宝珍品。耶律德光作为他的干爹，其身边的亲信和亲属自然也成了石敬瑭的“亲戚”。从述律太后（石敬瑭的干祖母）到诸王大臣，甚至包括赵德钧的儿子赵延寿，每个人都能收到石敬瑭精心准备的礼物。这些人都得罪不起，任何一句不满之词都可能传到耶律德光耳中，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因此，石敬瑭总是小心翼翼，确保每个人都满意。

尽管石敬瑭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但契丹贵族们对他并不领情，稍有不满便破口大骂。面对这样的局面，石敬瑭选择厚着脸皮赔笑，因为他深知契丹人的势力不可轻惹。他甘愿自降身份，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石敬瑭的这种做法。后晋政权中的许多官员对皇帝的屈辱行为感到义愤填膺，有人曾劝谏石敬瑭不要一味纵容契丹人的贪婪，因为贪婪是永无止境的。这些忠臣认为，国家的尊严和长远利益不应被牺牲在短期的权宜之计上。

如今，石敬瑭似乎已经习惯了向契丹称臣，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批评，他不仅充耳不闻，反而指责那些提出异议的人“糊涂”。他辩解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吗？每年给契丹的贡品不过是几个县的财政收入，中原这么大，难道会因此被契丹拖垮？更何况，如果惹恼了契丹，他们的大军南下，受苦的还不是我们的百姓？”

石敬瑭的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分析，却充满了漏洞。虽然三十万的贡品看似不多，但这毕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家的安全。如果石敬瑭没有放弃燕云十六州，凭借那里的地理优势，完全可以有效抵御契丹的入侵，甚至在边境上就能阻止他们南下。这样一来，国家的安全将更有保障，百姓也不会陷入战乱之苦。

然而，石敬瑭的选择却导致了燕云地区的数十万百姓被契丹人掳走，沦为奴隶。这样的行为，真的能称之为“爱护”人民群众吗？

历史上，侵略者固然令人痛恨，但那些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和平主义者”，往往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为深远的伤害。他们的妥协和退让，不仅未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助长了侵略者的贪婪，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

真正的和平和尊严是通过实力和斗争赢得的，而不是通过屈辱的退让。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同样是人民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其人民的生活也将失去保障。尽管石敬瑭偶尔也会表现出一些对百姓的关怀，比如在某年大雪时，他下令赐给穷人木柴、石炭和粮食，帮助他们度过寒冬，但这对于那些正处于生死边缘的百姓来说，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契丹自获得燕云十六州后，不仅大幅提升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其南部防线从原来的唐山—丰宁—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向前推进了百余公里。这一地区作为华北平原面对北方军事压力的天然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这一防线的前移，中原地区的防御形势变得更加脆弱，门户大开，谁又能保证契丹人会永远遵守和约、不再南下？

石敬瑭虽被后人诟病为无耻，但他绝非愚笨之人。身处乱世，他深知要在这纷乱的时局中立足，必须具备果敢的决断力，既能抓住机会，也能果断舍弃。对他而言，放弃的是尊严，换来的是权势与富贵。尊严这种东西，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谁又能真正衡量它的价值呢？

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舍生取义”的人寥寥无几。谁不想坐上皇位，享受荣华富贵？像豫让那样的侠士，虽然令人敬佩，但若真要让自己置身于同样的境地，恐怕大多数人会望而却步。

石敬瑭心里明白，周围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表面上，他们尊称他为“万岁爷”，背地里却可能暗自嘲讽他“老不要脸”。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出身胡人的将领，性格粗犷凶悍，人称“安铁胡”，对石敬瑭的作为尤为不屑。

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石敬瑭在晋阳被唐将张敬达围困时，安重荣曾伸出援手。为了报答这份恩情，石敬瑭任命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掌管河北重镇。然而，安重荣对此并不满足，心中暗自不满：“你石敬瑭不过是个老不要脸的，凭什么你能当皇帝，我却不能？”

安重荣狂妄地对部下说：“天子之位，唯兵强马壮者能得之！”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五代十国战乱频仍的深层原因，也道出了那个时代藩镇割据、军阀林立的现实。当时的地方藩镇掌握着军政财权，造反易如反掌。

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也曾对石守信等人说过类似的话：“一旦黄袍加身，你即便不想做皇帝，也由不得你了。”这番话正是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总结。

尽管安重荣出身于少数民族，但他对汉族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石敬瑭曾下令边境各镇对契丹人保持礼貌，但安重荣却不以为然，常常侮辱甚至杀害途经成德的契丹使节和士兵。对于那些闯入其领地偷窃的契丹骑兵，安重荣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斩杀。这些行为自然引起了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强烈不满，他严厉指责石敬瑭未能有效约束安重荣。

石敬瑭被安重荣的挑衅气得牙根直痒，但他深知安重荣手中握有兵权，不敢轻易得罪这位难以驾驭的将领。因此，他在言辞上尽量保持克制，既安慰又警告：“兄弟，别忘了你的富贵是谁给的。如果你把事情闹大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然而，安重荣根本不把这些话放在眼里，反而直接上表指责石敬瑭：“陛下将中原的珍宝异物源源不断地献给契丹，欺凌汉人，贪得无厌。” 安重荣不仅公开批评石敬瑭，还进一步上表要求他发兵攻打契丹，并强调：“天道人心，不容违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安重荣确实看到了长远的战略机会。契丹刚刚占领燕云十六州，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当地汉人普遍不愿受契丹统治。即使无法彻底击败契丹，夺回这十六州的可能性也很大。但石敬瑭对此并不为所动。

还没等石敬瑭决定如何对付安重荣，他的左膀、泰宁军节度使桑维翰担心石敬瑭真的会听信安重荣的话，与契丹决裂，便上书劝谏：“陛下能够登基为帝，首先得益于契丹父皇的支持。当初对契丹的承诺必须遵守，不能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契丹如今兵强马壮，耶律德光是五百年一出的圣君，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陛下现在最要紧的是平定安重荣，以免他继续扰乱中原。”

桑维翰的这番话让石敬瑭更加坚定了铲除安重荣的决心。

无需桑维翰来劝说石敬瑭，他早已决心除掉安重荣。毕竟，如今身为皇帝的他，身边有这样一个粗人，换作谁都会寝食难安。

石敬瑭迅速展开行动。首先，他派遣得力助手刘知远前往太原担任河东节度使，从左路牵制安重荣。与此同时，他将原河东节度使李德统调任为邺都留守，以此在安重荣的侧翼布下一道防线，形成钳制之势。

石敬瑭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安排侄子郑王石重贵留守东京，自己则以巡幸为名前往邺都，以便更迅速地应对可能爆发的叛乱。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石敬瑭的预料。他本以为最需要防备的是安重荣，没想到首先发难的却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由于实力相对较弱，安从进很快就被晋军击败，走投无路之下，他选择自焚，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安重荣得知安从进造反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振奋，对身边的人说：“石敬瑭已经失去了人心，连安从进这样的人都能起兵反抗，我为何不能？”于是，在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十二月，安重荣也举起了反旗。面对这一局势，朝廷早有准备，石敬瑭立即派遣他的妹夫杜重威前去平定安重荣的叛乱。

杜重威的为人颇受争议，连刘知远都对他不屑一顾，不愿与之并列。然而，杜重威的运气却颇为不错。在一次与安重荣部的遭遇战中，双方在宗城（今河北威县东）相遇。还未等安重荣布阵完毕，其部将赵彦之便率部投降了杜重威。

晋军见赵彦之的部队盔甲鲜明，误以为是敌军前来挑战，于是杜重威下令反击。结果，赵彦之的部队被全歼，他自己也未能幸免，可谓倒霉至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叛军大乱。

杜重威见状大喜，兴奋地喊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随即率军猛攻。叛军本已军心动摇，此时更是无心恋战，最终死伤两万余人。安重荣一边咒骂赵彦之忘恩负义，一边带着十几个亲兵仓皇逃回镇州。

此役过后，安重荣的主力几乎消耗殆尽。回到镇州后，他发现城中兵力空虚，情急之下竟将百姓强行押上城墙，胁迫他们守城。这一举动不仅与他此前指责耶律德光“凌虐汉人”自相矛盾，更显得他已陷入绝境。这些平民毫无战斗经验，即便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挡官军的进攻。安重荣此举，无疑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果然，晋军如潮水般涌至城下，杜重威下令围城。实际上，即便不主动攻城，安重荣也已是困兽之斗，被困在城中难以逃脱。此时的安重荣，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成为了瓮中之鳖。

城中的将士们人心涣散，谁愿意为一个注定失败的“反贼”效忠？有人趁安重荣不备，悄悄打开城门，放晋军入城。晋军急于立功，大肆屠戮，城中的百姓不幸成为牺牲品，多达两万余人惨遭杀害。

安重荣最终被活捉，押解到杜重威面前。杜重威一番冷嘲热讽后，下令将安重荣斩首于城下。这一年是天福七年（公元942年）。

杜重威的无耻行径并未就此结束。为了独占功劳，他不仅杀掉了那个开门的叛徒，还将安重荣的所有财产据为己有，大发横财。

随后，杜重威将安重荣的首级送往汴梁，呈献给石敬瑭。石敬瑭见到安重荣的人头，心中大快，笑道：“安胡子，你也有今天？”他命人用漆封住人头，派人送往契丹，献给他的“干爹”耶律德光，以此来平息契丹的怒火。

处理完安重荣后，石敬瑭对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实力派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他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谁要是不老实，我就让谁的人头落地。

这些军阀个个精明，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再敢轻易挑衅石敬瑭。军阀们一向能屈能伸，得势时比谁都傲慢，失势时又比谁都谦卑。虽然当“大爷”是件令人快意的事，但自古以来，做“大爷”容易，装“孙子”却难。这其实与做人是一个道理——人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能够承受失败和打击的人，往往离成功更近。

然而，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收敛，比如平卢节度使杨光远（驻守青州）。他时常在石敬瑭面前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姿态，暗地里还与契丹人暗通款曲。不过，由于杨光远是石敬瑭的儿女亲家，且一直未公开反叛，因此暂时得以保全。

石敬瑭在铲除了安重荣之后，紧接着面临的是处理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擅自杀害彰义军掌书记张式一案。这起案件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却揭示了张彦泽家教不严、行事暴虐的一面。

事情的根源在于张彦泽对儿子的极端管教方式。由于儿子行为不当，张彦泽曾多次对其施以严厉的体罚，甚至到了毒打的地步。不堪忍受父亲虐待的张公子最终选择逃离家中，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避难。然而，他并未能逃脱父亲的掌控——当地官府将他逮捕，并将其送回了泾州（今甘肃泾川），交由张彦泽处置。

张彦泽意图处死儿子，并为此上书请旨定罪。彰义军掌书记张式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年轻人犯错是常有的事，适当教训即可，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因此，张式多次劝阻张彦泽，希望他能手下留情。

然而，张彦泽非但没有听从张式的劝告，反而因此大怒，迁怒于张式。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张彦泽甚至举起弓箭欲射杀张式，迫使张式仓皇逃命。但张彦泽并未就此罢休，他派遣心腹将张式捉拿回来，施以酷刑后将其杀害，还夺走了张式的妻子。

张式的父亲张铎得知儿子惨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决定前往汴梁向皇帝申诉，要求严惩张彦泽的杀人罪行。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张彦泽的残暴本性，也引发了朝廷对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关注。石敬瑭不得不认真对待此案，以维护朝纲和法律的权威。

张彦泽对石敬瑭有功，因此石敬瑭并未打算严惩他。毕竟，张式只是一个小小的掌书记，天下像他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即便死了也无足轻重。至于李从厚，曾经做过皇帝，最终也被石敬瑭弃如敝屣。

然而，刑部郎中李涛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皇帝如此纵容手下草菅人命，置王法于不顾，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于是，李涛伏地恳请石敬瑭下旨诛杀张彦泽，以彰显其罪行。

石敬瑭并不赞同李涛的观点，劝他做人不必过于拘泥于古礼，应该灵活一些。但李涛坚持己见，手持笏板叩头，声色俱厉地请求皇帝严惩张彦泽。石敬瑭见李涛如此不识抬举，勃然大怒，挥袖让他滚出去。

李涛却毫不退缩，依然坚守在石敬瑭面前，继续劝谏。

石敬瑭见他如此固执，语气稍缓：“张彦泽确实有罪，但我曾许诺他不死，并立誓为证。你难道要让我成为一个言而无信的君主吗？”

李涛毫不让步，反问道：“私情不可凌驾于公法之上。陛下以私誓欲保张彦泽，可当初陛下也曾许诺范延光不死，如今范延光又在哪里？”

这句话问得石敬瑭哑口无言，一时答不上来。

李涛的质问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最终，石敬瑭不得不服软。他下诏痛责张彦泽，将其降职处理，并封张式的父亲张铎、弟弟张守贞和儿子张希范为官，赐予十万钱作为安葬费。同时，命令张彦泽归还私吞的张式家产，归还其妻子。至此，这件事才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屈指一算，从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推翻李从珂至今，他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在这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里，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石敬瑭能够稳坐江山七年，实属不易。尽管他的统治范围远不及后唐广阔，但对他而言，领土的大小并非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能否让自己过得安稳、享福。

石敬瑭深知“身外之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道理。虽然他不得不向比自己年轻十一岁的耶律德光称臣为“父”，甚至时常忍受来自“父亲”的责骂，但他明白，这些不过是虚名和面子上的事情，不会真正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毕竟，叫一声“爸爸”并不会让自己少一块肉，只是让耶律德光过过嘴瘾罢了。

这一年，石敬瑭不过五十一岁，离古人常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年纪还远得很。他常常想，只要能再活二十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家业已经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就是好好享受余下的时光。

然而，天意弄人。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突然染上重病，尽管多方求医问药，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大限似乎已不可避免地临近了。

石敬瑭知道阎王爷要请他过去了，但这时他的继承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年长的儿子石重睿也只是让人抱着拉屎撒尿的小娃娃。

虽然侄子石重贵已经成年，但毕竟不是自己所生，胳膊肘不想朝外拐。便托孤于宰相冯道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希望在自己死后让石重睿继位。并下诏让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回朝辅政，可在朝中主事的齐王石重贵不喜欢刘知远，把诏书给扣了下来。

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十三日，石敬瑭病死于大梁宫中，享年五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