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写头条，谈了孔子，有由衷赞美孔子的回应，更多是赢来骂声一片，赞美孔子的多是我的朋友和粉丝；骂孔子的，骂的也有依据，很多都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原来都骂了，现在能不骂？接着骂。其实是不了解，甚至懒得理孔子——让大部分人去了解孔子，不合时宜，也强人所难。所以那篇文章不亚于一个头条条友的公测，都是谁在看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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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孔子，太远了。我们现在国学热，以前人不讲国学，五四以后批判性的看待传统文化，提倡“洋为中用”，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100年过去了，现在民族复兴，文化自信大大增加，要自信，得能讲一点传统，否则你自信什么？所以回过头来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多起来了。研究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古人，往往离不开五四运动这个环节，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旗手——影响太大，他们两个是《新青年》主编，都当过北大的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不必说，胡适当北大校长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49年还成为战犯，今天就说一说胡适。

一般人看待历史人物，难免总是有立场，前面说议论孔子这2700年前的人，很多人不管翻没翻孔子的书，先骂上，这就是从朴素的立场出发的，那么谈胡适，尤其是五四后他追随了国民党:公开发文要求共产党放弃革命，1933年写了杂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就有“宁愿亡国，也不主张作战。”的言论，尤其是49年作为战犯，其人的反动性质是确定的，这都是加入国民党政府以后罪有应得。

可是他能够被国民党重用，以致走向反动，原因还是他的才能和影响，尤其是五四运动期间发挥的作用——至少在这之前他的学术才能应该得到肯定。

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名声斐然，依然于1916年归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热情的；

回国后就倡导白话诗，邓丽君唱的那首“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就是那时所做，1917年元旦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让他得到北大学界认可，成为哲学系主任；

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即引发全国巨大反响，一版再版，至少在北平形成“洛阳纸贵”效应，1922年就出版到第8版，供不应求，应该说他成为学生和学术界领袖，和这本书的影响关系很大，这本书其实就是给对待“国学”列出大纲和研究方法，后来的北大学术界研究国学称胡适弟子，学问基本在这个框架内；

胡适并不是一开始就追随国民党的，他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迫使国民党进行学制改革，胡适被推选出来主拟学制草案；

这期间北京警察署查禁《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

1925年他发表了《爱国运动和求学》；

1928年他发表《五四运动纪念》，《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成为国民党头疼的学术人物；1930年他与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合著的《人权论集》刚出版即被国民政府查禁；

胡适在《何梅协定》期间曾作为何应钦的顾问角色主和，遭到全国人民唾弃，后开一改前论，当驻美大使坚决主张对日作战，抵制美国当时“调解中日”；

因负责美国对中国庚子赔款退赔事宜，对国内各种利益众口难调，被骂向美妥协，成为“买办文人”；

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曾试图以无党派人士邀请胡适当总统，胡拒绝了；他在成为战犯之前，一直是统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