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委招待处机关发放工资的时候，工资单的最后名字总是“贺老太”，200多元。其他的干部都是自己领取，而“贺老太”的工资是由招待处副处长代领后亲自送去。当时，机关的年轻人都不晓得“贺老太”是怎样的一个不寻常人物！因为招待处处长才领200元，而这个“贺老太”比处长领的还多。

在当时，关于“贺老太”的事情是非常机密的，谁也不可以随便讨论。直到后来，“贺老太”的身份才逐渐明朗，原来她就是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贺子珍的级别是12级，比处长13级要高1级，工资自然也要多些。

贺子珍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红军女战士。据贺子珍的老上级何长工同志回忆说，贺子珍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和农民暴动队伍上了井冈山，投奔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之后在井冈山有不少的女战士，其中只有贺子珍、康克清等少数几个女同志担任过军事指挥员。

袁文才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是同学，故此他与贺子珍的关系很好。当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王佐担心吃亏，袁文才思虑良久后，决定把贺子珍介绍给毛主席当夫人。两支队伍会合后，成立了革命军第一、二团。不久，袁文才被批准加入前委，他借这个由头，决定给前委设立一个办公地，把贺子珍调到前委机关，当毛主席的秘书。

与此同时，毛主席担心战乱中妻儿的情况，曾派人出去打探。当时，井冈山有个对外侦察的机构，也就是秘密交通站。吴福寿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靠银匠的身份，游走在湖南多地，时不时地带回一些时事新闻。吴福寿打听杨开慧下落未果，回去后与毛主席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

在当时的那个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社会，毛主席很自然地相信了这一结果。这也为后来同贺子珍结婚起了很大的作用。贺子珍原本是不愿意当秘书的，她是双枪女英雄，喜欢在前线打仗。但是命令下来后，她只能听从。那个年代的农村人很少有人会写字，尤其是女性，而贺子珍不仅会写，而且写的不错。

此外，贺子珍的性格泼辣，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毛主席曾邀请贺子珍当翻译，同他一起在宁冈、永新两地搞调查研究，工作时，贺子珍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宣传、动员能力极佳。这些优点毛主席都看在眼里，他对贺子珍逐渐有了感情。

贺子珍在与毛主席的长时间相处中，对毛主席所散发出的个人魅力，以及抛妻别子干革命的做法所敬佩，所以，贺子珍亦对毛主席有情。朱毛会师后，红四军成立。朱德、陈毅看出了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好，便时不时地与两人打趣。后来，在参加负责井冈山后勤工作的余贲民婚宴上，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被挑开了。众人都很看好两人结合，就这样，毛主席和贺子珍走在了一起。

婚后，贺子珍陪同毛主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吃了很多苦，差点儿把性命丢在长征路上。1937年，贺子珍离毛主席而去，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异国他乡的日子，贺子珍将其形容“比长征的时候还苦”。1947年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重返祖国。因身份的缘故，她没法到北京，最终于1949年来到了上海。

陈毅那时主政上海滩，他对贺子珍很照顾。贺子珍来上海不久，被任命为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贺子珍起初住在溧阳路，有段时间和哥哥贺敏学生活在一起。之后贺敏学奉命到福建工作，贺子珍被安排在了泰安路。鉴于贺子珍在战争年代，以及苏联时落下的病根，为了方便医护人员照顾，组织让她搬进了湖南路262号，也就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

贺子珍初来上海时，毛主席曾与陈毅打过招呼，说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费用，全都从他的稿费里支出。陈毅坦言，大上海能养得起一个贺子珍。其实这个“养”字，更多的是一种照顾。为了让贺子珍习惯饮食，陈毅把当年与他一起进城的炊事班班长龚庆祥，调到贺子珍的身边管理伙食。

龚庆祥曾回忆说，他在贺子珍身边13年，与贺子珍相处得就像家人一样。长期以来，在他的眼里，贺子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私分明，从来不多花国家一分钱”。贺子珍曾和龚庆祥说，国家对于老红军的待遇已经非常好了，不能一味索取。每年冬天烧煤炉的钱，贺子珍都是自掏腰包。

贺子珍不仅管理自己的开销，她所配备的一些服务人员的开支，也是从她的工资里支出。贺子珍在招待所的那些年，女儿李敏经常去看望她。据悉，李敏每年春节总是到上海陪伴贺子珍度过。

1976年冬，贺子珍突然发病住进了华东医院，等她病情稳定后，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她由女儿李敏陪伴去了一趟北京。考虑到贺子珍的病情不稳定，她被安排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这期间，贺子珍曾去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一年后，贺子珍想念上海的生活，在领导的安排下又重回上海，1984年在华东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