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偏远贫穷，信息闭塞落后。她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从小学念到高中，因为白化病和视障这些外在因素，她持续遭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她都一一忍受下来，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决心迈进融合教育这个领域，让更多的残障孩子童年不再跟她一样艰苦。
与自清的初识，便来源于她的这个念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在世界排名名列前茅，自清有心前往该校进修“特殊与全纳教育”专业，体验一座大学是怎样对各类残障学生敞开怀抱，深刻理解融合教育真正的内涵。但留学费用高昂，自清本人无法全部负担，于是她开始想办法联系有可能资助她的各种社会资助机构，其中就有融易。
照自清的说法，她是一个不甘心的人。不甘心因为资金短缺停下求学的脚步，不甘心自己的理想中道崩殂。于是我们约好时间，来了一场网络上面对面的交谈。
实际上，在这场交谈结束后的一个月，通过不断地尝试努力，自清已如愿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迈出她梦想的第一步。
以下是自清的讲述——
嘉宾：自清
采访：刘笑
成长经历
我从小在普校上学。因为白化病，头发颜色特别浅，皮肤很白，视力很差，每次看课本的时候都要凑得很近去看。大家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好奇怪。那个时候大家不理解背后的原因，所以我会受到排挤和欺负。不论是学校还是社会，不论是言语还是具体行为，我会感受到自己不被公平友好对待，这让我很难过。
我是一名留守儿童，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记得十几年前爸爸妈妈他们在外地打工，有时候甚至连过年都没办法回来。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弟弟小我两岁，有视力障碍，原因不详。两个双胞胎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妹妹分别出生于2006年和2008年，三人都患有白化病，因为属于遗传性疾病，所以无法治疗。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被边缘化、被遗弃的孩子。因为很少见到爸爸妈妈，还要遭受着来自学校和周围环境的恶意。而且我的三个妹妹到现在还在和当年的我一样被同学排斥欺凌。我的大妹妹，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曾变得非常孤僻。
比较幸运的是，在小学三年级时，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实习老师，他和以前教我的老师完全不一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尊重和爱。和我说你要多表现自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能力。就是在他教我的那个学期，我发现自己在语文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次考试都最先把题做完，试卷发下来往往还是班里五六十个学生里成绩最高的那个。
这个老师姓周，教我们语文，虽然他只待了半年就走了，但是他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我幽暗的岁月。包括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体验到的是真正的融合教育，我被给予关爱，无差异的对待，个性被尊重，被理解。
小时候大家都有梦想，可能有的人想做科学家，做工程师，而我一开始是没有梦想的，因为遇到这位老师，就特别想自己也成为一名老师，以后要建立一座孤残儿童福利院。
转折点
我大学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当时本来想报考社会福利管理专业，我觉得这个和我今后想要做的事还是很相关的，但是被我一个科任老师建议改掉，说这个专业很冷门，前景不好，而且是个专科，照你的成绩你完全可以上本科，为什么不上个好一点的学校和专业呢。那个时候我才十七八岁，很容易被说服，觉得万一将来真的找不到工作咋办，总得要吃饭啊，所以就非常听话的改了。
我想当老师，想建孤残儿童福利院，但是由于专业不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远离了自己曾经的那个梦想。直到机缘巧合下，我大四时去香港黑暗中对话基金会学习，接触并认识了很多残障人士。那是我第一次在生活当中和视障者、听障者等各种残障人士同处一室，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哇，原来看不见或者听不见也能把工作做得非常漂亮，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基金会安排给我们的导师是全失明人士，我跟着导师在香港大概学习生活了有半年。我的导师能力很强，香港的无障碍各方面做得也很好，以前可能我对残障人士的帮助只停留在想象中，通过半年的学习培训，我带着满满的心得体会回到内地，更有信心地为大家服务。
2018年我来到广州，慢慢融入到这边的残障圈子里。这几年我做过很多公益，比如我在合木中心做义工，让更多的人了解残障人士的能力，告诉大家视障者其实也可以做咖啡师，而且做得还不错。我还协同网络公益学院给偏远地区残障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参与组织视障人士有声小说培训班，并与朋友共同创立和负责喜马拉雅「黑乐电台」的日常运作。这个电台招收的学员基本上都是视障者，我们宣传学员的有声作品，同时采访了很多残障人士，通过各类节目增进了残障人士与社会大众的相互认识。
我没有忘记还有残障儿童这个群体，比如我知道有一个有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不仅没有视力，而且有轻度孤独症，有一天晚上，我就去探望了他。
那天恰逢是个雨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环境影响，到特殊教育学校内部就感觉气氛潮湿压抑沉闷。学校有点破旧，又小小的，三三两两个学生在一起，有的在楼道间无所事事走上来走下去，有的在敲着饭盆……跟我从小在普校的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我忽然就意识到，这些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学习和生活，他们的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又想，如果这些特殊孩子有机会去一个大大的学校里，坐在特别明亮的教室里，得到一些合理便利的支持，是不是他们就会拥有更多彩的人生，有更多职业选择的自由呢。
于是，我选择深耕残障人士的教育。
我想这么做
我了解到特殊教育是在2018年，通过接触我逐渐了解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特教老师的缺失、特教教具的匮乏、特教环境的宽松等。
相较特殊学校，学生在普校所学的知识点更多，他们去参加高考，去读大学。将来会拥有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特校同等年龄的残障学生，一个是学习的课程比普校少，再加上我们提到的其他原因，很多学生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再一个就是残障学生身体状况会限制专业选择，导致他们的就业面很窄，出路就那么几条。这样的教育模式如果不做变革，将会阻碍很多残障者的教育、就业等方面，还不利于社会融合。
残障人士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他们多数人的思想负担都比较重，因为生理缺陷，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的探索欲、积极性：宁愿躲在家里不见人，也不去上学，也不去上班。我希望结合自己在特殊与全纳教育专业的学习成果和心灵疗愈师能力慢慢帮他们重筑信心，明白这个社会是可以接纳我们的，勇敢地拥抱社会，迎接外面的挑战。
同时社会各界人士也需要打破对残障的刻板印象。我想通过宣传或者讲座科普，让普通人对残障群体有更多了解，愿意去和更多残障人士交际。可能有些残障人士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这个时候被人拉一把，说不定就走出去了呢。
国家现在大力发展融合教育，所以我后来想做一个融合教育服务咨询这样的一个机构，推动残障学生去普通学校上学，让他们具备普通人的知识和能力，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能够给到自己很好的保障。
这里面学校的地位至关重要：校园要满足无障碍规范要求；残障学生入读普校的条件科学设置；给残障学生提供教学设备配置；残障学生的教材课本编排；给普通学校教师做特殊教学技能培训；老师和普通同学对残障学生的理解等。
如果这些残障孩子一开始就能和普通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给他们规划同等的教学目标和未来发展，提供他们需要的无障碍学习设备，最后残障学生去参加普通高考，这不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吗。等高考结束后，可选择的专业变多，今后的职业选择发展方向更多，是不是就从源头上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想去诺丁汉大学学习，这个学校的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专业在国际上很有名的，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各种类型的特殊学生他们都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教育，关于残障学生的特殊教育行为心理学，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全凭着热情在做这件事，如果我知道一些理论或者专业知识，或许那个有多重障碍的孩子我能帮助他更多。
通过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找出合适的融合教育项目在国内落地，创造出一个新的教育环境。可以先从小范围试点做起，逐个做出成功融合教育个案和学校示范，慢慢地向全国普及融合教育。无论是使学校、相关教育机构有观念上的念头，还是实际行动的接纳，这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强大专业团队的支持。待我的机构分布中国各地，我还希望自己建立慈善融合学校。这些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成，它会是我终身的事业。
后记
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自清大多数时候侃侃而谈，显然对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早有打算。只有在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时，会停顿，会卡壳，甚至在说到那名只相处了半年的实习老师时哽咽出声。好在她并不需要人安慰，很快收拾自己的心情，讲起周老师推荐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如何在她心底种下一颗种子，开出推广融合教育这朵美丽的花。
个体的命运和时代息息相关。自清出生的上个世纪90年代，残障儿童的入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也谈不上维护与发展。跨过千禧年，国家日益强大，开始关注和改变过去落后的教育理念方式。普通学生推行素质教育，特殊学生也相应地要推行融合教育。他们的特点都是一样的：平等、尊重、和谐、共进。
什么样的教育都需要有人出来当先行者，残障群体的融合教育更需要大众去认可、接纳这件事。笔者问，如果有人自发的去做这件事，比如社区会组织社工学习手语、盲文，公司会招聘残障员工并且同工同酬，是不是需要媒体采访并发表出来，给予鼓励呢。自清对于这个话题显然很认同，认为鼓励是必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团体和组织起到表率作用，去影响周围的人，以点带面，才能带动残健融合更好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交谈过程中，自清表现出她强大的心理素质：认准的事，就一定会去做到，真心想要的物，就会主动争取得到。那么在这里，笔者也祝自清得偿所愿，送上我个人的鼓励，希望自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到融合教育真正实现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