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志新
作者介绍：秦志新:泊头市西辛店乡秦村人，抗战时期任献交县四区妇救会主任。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我献交县、交河县(现泊头市)地区烧、杀、抢、掠，令人发指。日本投降后，大家都盼望对那些万恶的战争犯罪分子给予严惩。
一九五六年，我国对日本战犯开庭审判。当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担任秘书，有机会参加了法庭工作。现在我愿把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部分情况作以回忆，献给我市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在抗日战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的亲人们以安慰，也希望下一代的青年们从中受到教育，共同把四十年前（文章写于1985年，魏江涛）的仇恨化为建设四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一、审判日本战犯的组织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组成部分，是战场军事斗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终结，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将增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心;而且对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热情，也具有重大意义。
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进行的。在此决定中，对于处理在押日本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都做了明确规定:①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个犯罪分子的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宽严处刑……。②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军事法庭进行。规定法庭使用的语言、文字应进行翻译,允许被告人自行辩护及指定辩护人等等。这就形成了组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和处理日本战犯原则的法律根据。
特别军事法庭的组成: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任命为庭长,袁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少将)、朱耀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为副庭长。特别军事法庭工作的重要事情由廖承志(他是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又是“日本通”)和董必武院长呈报周恩来总理审查批准。
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辽宁省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等有关部门组成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团，并进行了法律准备和必要的物质准备。
二、特别军事法庭简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成三个审判庭，先后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进行审判。第一审判庭，由贾潜担任审判长，审判原伪满州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二十八名被告人，第二审判庭，由袁光担任审判长，审判原日本陆军第一七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八名被告人;第三审判庭,由朱耀堂担任审判长，在太原审判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被告人。沈阳两个法庭从一五六年六月九日先开庭审判铃木启久等被告人，到七月二十日审判武部六藏等被告人，开庭连续四十天。
一九五六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还没有专修的法庭和庭内设置。在时间紧条件差的情况下，搞一个高水平的审判庭是有困难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把沈阳北陵一个部门的办公大楼，改造为大法庭。在周围新建了二十九间平房，作为翻译人员、证人和警卫人员的休息室，以及被告人的候审室。法庭的国微、法合和审判长、审判员坐的大沙发椅都是特制的，在审判区和旁听人之间特制了木栏杆。检察员、辩护人(律师)在法庭的席位以及翻译人员、证人、记者、警卫人员的位置都是经过多方面搜集资料、征求意见进行研究，并请示领导批准后确定的。那时人民法院没有武装法警，值庭、站庭、传讯证人、提押被告人和送达法律文书等任务，是由受过法律知识训练的沈阳军区的干部战士承担的。
袁光担任审判长的这个审判庭，是从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到十九日开庭审判的。铃木启久和藤田茂等八名日本战犯，他们策划、指挥各所属部队执行“三光”政策，大量地掠夺财物，屠杀和平居民。其中有在我河北省犯罪的藤田茂部下的团长上板胜罪犯。上板胜曾制造过杀害八百余名和平居民的定县惨案。还有在东北搞细菌试验的前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下属的少佐支队长神原秀夫。
贾潜担任审判长的这个审判庭，是从七月一日到二十日开庭审判的。审判的是伪满州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满州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二十八名重要战犯。他们犯的是操纵或参与操纵伪满州国傀儡政府，及僭夺我国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的罪行。
审判武部六藏一案的规模是空前的。法庭内庄严、肃穆，法庭正面墙上高悬着金光闪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紫红色金丝绒布盖满高出地面二尺的审判台;审判长、审判员身穿藏兰色毛料制服，分别坐在约两米高的三张法椅上，身着新制草绿色军装的武装警卫人员，在审判区内四角各分站一人，另有一名值庭警官在审判台下随时准备执行任务。
审判台上的左右两侧有书记员和提供证据人员。审判台下左右两侧分别是检察人员和辩护人(律师)，再下左右两侧是证人和翻译人员，被告人在审判台下的中间木栏杆里，木栏杆后面是旁听席。每个不同身份人的席桌上都写有标志牌。开庭时，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和证据材料人员十多人;首席检察员李哺山和检察员等十八人，辩护人(律师)关梦觉等十九人，翻译杨勇等十九人，证人溥仪、张国卿等三十九人，都出了庭;还有值庭、站庭警卫人员近二十人。
被告人全体出庭时二十七人(被告人武部六藏因病未到庭受审)，仅审判区就有一百多人。还有固定录音和流动摄影记者，那时正值夏季，连续开庭近二十天，庭内外的工作有序，旁听人秩序井然。
三、法庭的调查取证
法庭每次开庭进行调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时，除出示文字证据外，还要传有关证人出庭作证。作证法律程序是完备的。审判长应庭向证人交待权力和义务，并向翻译交待如实翻译，还告知被告人对听不清的话可以发问。证人和翻译都履行了具结书的法律文书。现仅讲两个审判庭传讯出庭作证人的四个证人。
爱新觉罗·溥仪(下简称溥仪)。在审讯古海忠之时出庭作证，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当了十四年伪满州国的傀儡皇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宣布退位。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苏联军官的押送下，曾去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过证。当他出现在法庭证人席上时，全体旁听者十分注意他的态度。
溥仪在我们战犯管理所已关押几年，曾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和政治教育，开庭前又听了政策交待，到庭后的态度还是正常的。并写了证人具结书，全文是:“我作为武部六藏等二十八名战争罪犯一案的证人，今天在法庭上听取了审判长向我说明的证人的义务后，我保证把我所知道的情况据实全部说出来，如有虚伪陈述，愿负刑事责任。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具结人:爱新觉罗·溥仪，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
溥仪具结后作证说:“在伪满时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就是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古海忠之。伪满的一切政策法令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召集日本有关人作出决定。”这时他用右手向上推了一下他的眼镜，又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次长,伪各省的日本副省长，各县的日本副县长都是掌握实权的,又都由武部六藏等人直接指挥。”
溥仪的作证，揭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州国”的严密控制，暴露了溥仪作为“儿皇帝”的心情。
证人死里逃生的农民周树恩，讲述了一九四二年铃木启久下属部队在河北省冀东和河南省等地执行“三光政策”时的滔天罪行，侵华日军仅在他的潘家峪庄就集体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农民，烧毁民房一千多间，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劫一空。他一家十二口人被杀了六口。他当场在法庭解开衣服露出遍体伤痕。被告人铃木启久看到这铁的证据，“噗通”一声跪倒在法庭地上，连声喊着“饶命!饶命!”并说:“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全庭的旁听人都为这正义的审判而高兴。
在审判藤田茂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张葡匐哭着作证说:“我是山西上段村的。那年我和俺村的许多人被日本军赶到一口井旁边，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和四岁的女儿都被杀害投入井内，我也是被投入井内又被救活的。”她在法庭上泣不成声，藤田茂当庭认罪说，“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
藤田茂回国后为中日友好做了一定的事情。后来他还来中国访问，表示对中国人民忏悔和愿今后能为中日人民友好多做贡献。
在审讯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少佐支队长神原秀夫等人在东北搞细菌试验的罪行时，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孟雨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作证，还有当时被日本人压迫捕捉老鼠送去制造细菌的农民，提着当年曾用过的老鼠笼子到庭作证。当年侵华日军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罪行令人发指。
神原秀夫等战犯的交待和法庭调查证实。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为进行细菌战争，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秘密建立了一支部队，当时称为“关东军防役给水部。”修建这个部所时，日本有专人负责，人力是在中国各地抓的劳工和战俘人员。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修完工程后就让他们互相挖坑埋掉，或者再向他们身上注射细菌进行试验，所以修建该平房工程的人无一生还。他们还通过当地伪组织机关向群众派捉老鼠，派养兔子等，以满足细菌培植的需要。被试验残害的有中国人，有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也有英国人约三千人。侵华日军把身上带有细菌的老鼠、免子等放出去传染群众，试验效果。
据这里的群众讲:“在建那片房子时，经常有封闭着的车向那个方向运货，周围有日本人站岗，不让群众靠近。以后就有日本人向各村各户派捉老鼠的任务，又过了一段，经常有人得鼠疫死亡。”另有材料证明，日本投降时，为了销毁罪证，炸毁了这里的大部分建筑物。(详细情况可参看《七三一细菌部队》)。
七三一部队的滔天罪行是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一九八二年，黑龙江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决定把这个遗址修复成为日本军罪行陈列馆。现已展出的有本部大楼、特设监狱地址、冻伤试验室等十一处遗址。陈列馆展出了当时七三一细菌部队进行罪恶试验的实物和照片。
四、法庭的人道主义和严肃宣判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是实行人道主义的，坚持教育、改造的原则，处理也是宽大严肃的。
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和法庭都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战管所的生活够中上等水平，所内房子有暖气，可以定时洗澡，医务室设备齐全，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还有各种图书和资料随时阅读，周末有文艺晚会活动(有时是电影，也有他们自排自演的节目)
在审判过程中，法庭重视被告人的健康和安全。在开庭前委托医院给被告人检查身体，根据身体健康情况不同，作好审讯准备工作。开庭期间，每天把战犯从抚顺战管所提到沈阳法庭审讯，尔后再押回去，汽车需行一小时之久，法庭和有关单位对他们的生活和途中安全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被告人的候审室和到庭被审时都有座位;每天开庭都有医生准备。在开庭几一天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健康和安全问题。
法庭程序严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开庭前翻译人员翻译了起诉书等材料，开庭前五天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和付本。在确定开庭后就为被告人聘请了律师并向被告人介绍了律师的有关情况，征得他们的同意为他们辩护，律师可随时接见被告人并和他们共同研究辩护的问题。
在法庭上除有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外，还允许他们自己进行辩护，辩论阶段结束后，审判长向被告人交待最后的陈述权力，使他们充分陈述。法庭用的通知书、提押、传票等都是很正规的，开庭讲话和送达法律文书都经过口译和文字翻译。
对武部六藏的就地审判，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因武部六藏有病，经过律师关梦觉和赵敬之进行调查，被告人确实病重不能到庭受审，即写申请书给法庭，要求审判人员到医院就审，法庭市查律师的申请，即下裁定书，准予就地审问。
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二十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案，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等阶段，事实已经清楚，证据确凿。经合议庭评议，七月二十日开庭进行审判。武部六藏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古海忠之被判刑十八年;其余战犯均被判刑十六年以下，最低的十二年。被告人听完后，低头感谢。
特别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服刑执行也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宣判武部六藏的刑期后，他因病提出假释请求。经中国红十字会指定医院检查，由战犯管理所负责人法庭提出申请，法庭认定武部六藏确患有高血压和脑血栓形成，且在关押期间认罪表现尚好，特别军事法庭裁定，准予假释。假释裁定下达后，武部六藏痛哭流涕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回故士的希望了，现在让我回去，以后一定努力教育孩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做些事情。”假释裁定下达后，由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的人员送至天津与其妻武部歌子及有关方面人员办了移交手续。在七月底即行回国。
五、正确的政策良好的效果
我国政府对日本战犯不但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实行人道主义和宽大政策，而且在开庭期间和闭庭后，还先后分三批释放了一千零十七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
对在法庭审判和免于起诉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都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按照教育、改造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处理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从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
上面讲过武部六藏回国时是同他来华的妻子一起回去的，在此期间我国政府还批准了一些日本战犯家属来华探望他们。铃木启久案的少将旅团长上板胜的妻子上板旭来华后说:“我这次来除探望我们的亲人外，还是向中国人民来谢罪的，中国政府对战犯一个不杀，我们实在感谢中国人民政府。”此案的日本情报宣抚主任鹅野晋太郎的七十二岁的母亲鹈野好说:“我的儿子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我是知道的，我们实在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一部分家属回日本后，宣传我们的人道主义和宽大政策，促进了中日友好。
上坂胜认罪书
我们对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在生活上也是从宽对待的。走前每人发了两套新兰制服和一条价值五十多元的毛毡。还组织他们对各大厂、矿参观。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用自排自演的节目开了联欢会，被释放的和留下服刑的互相勉励，表示今后为中日人民友好作贡献。
一九五六年审判日本战犯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六条:“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的规定，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先后提前释放了一批在押服刑的日本战争罪犯。长岛勤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提前释放;鹿毛繁太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提前释放;左古龙佑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被提前释放;古海忠之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被提前释放;铃木启久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被提前释放的。
无论是被免于起诉或被判刑后提前释放的日本犯罪分子，他们回日本国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罪行是有忏悔的，也有的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做了不少事情，还有的来华访问，为促进中日友好努力和为揭露日本侵华真相提供材料。如藤田茂来华访问时，就讲了忏悔自己的罪行和希望中日友好的话:鹈野晋太郎来中国访问时，同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金源见了面。他还写了一本叫《菊花与日本刀》的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留下文字使人们了解历史真貌。此书已在日本出版。中国群众出版社即将翻译出版。
总之，从过去和现在看，处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罪犯分子的政策和工作，都是正确的，是成功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回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会启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心和力量，也能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交往和为维护世界和平多做贡献。
更重要的还应当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世界和平。我们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任何人侵略我们的一寸领土，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不仅会在军事上遭到可耻失败，而且会在正义的审判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