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文成，1992年，我五岁，出生在农村。

我父亲当然也是农村人，种过几年的高梁。

可后来，他做起了服装小贩。

并且他还创先河的开始穿西装，还打领带，那年代在农村真的够潮。

本来就是卖服装的，卖不掉就自用。

他虽然穿得在村里脱离了群众，却告诫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农民出身的，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

他说，城里人跟农民的区别，就是农民很诚恳纯朴，不会骗人，乐于帮助任何一个身边的人。

他本人就是这种老实庄稼人出身的典范。

哪怕他后来是做服装买卖，别人通过各种小手法去骗消费者，挣到更多钱，但他却没有，卖一件衣服挣个几毛几分就够。

他在做服装小贩之前，就已经在村里结婚了，娶的也是农村姑娘，也就是我母亲。

因此我童年的前几年，是住在农村，和母亲，还有弟弟，天天盼望着父亲能骑自行车从县城卖完衣服归来。

直到我五岁，而父亲是三十三岁那年，也就是1992年，他终于不用再做服装小贩，可以租下一个商铺，做起了一个很正规的服装店。

虽然这个服装店并不大，但对农民出身的他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小成就，也让村里所有人都竖起拇指，夸他有出息。

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母亲商量过后决定，我们一家四口，都搬到县城去，在他那个服装店附近租屋住。

这样的话，本来在农村里种地的母亲，也可以在服装店帮他的忙，夫妻俩一起经营这个店，而我和弟弟，以后如果入学，也可在县城的小学读书。

当然，这涉及到一个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的事，父亲也决定去办了。

我和弟弟得知，我们要去县城里生活，那时高兴得很。

而母亲，也是眼里含光的笑着拥住我们，说搬到那边，肯定会日子更好一些，并且父亲的生意，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虽然是租屋住，但父亲却对我们两个孩子说，他迟早会在县城里买个地，然后盖一个屋。

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家，他一定能办到的。

那时母亲就对父亲说：“你别吹牛啦，开个服装店，能挣到多少钱，可以盖一个房子？”

父亲憨憨的笑起来。

他当时说，就发个梦而已，也让两个儿子知道，他这个父亲是为这个家而努力的，万一实现了呢。

结果，父亲发的这个梦，还真的不是梦。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大，以前老百姓都是穿同一种颜色，后来就根据喜好，买各种样式的衣服。

我父亲经常踩着自行车，花几小时跑到省城里拿货，而母亲就日夜守店，夫妻俩虽然都很累，但却把一个小小的服装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并且我后来也能在县城的小学里入学了，成了一名小学生。

到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我父母竟然通过辛苦经营多年的小店，攒够一笔钱，他们从某个本地人那里，买了个旧屋，然后拆掉重建。

我们一家四口人，终于可以企盼住进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然而，就在这个房子快盖成的时候，却发生了让我们都猝不及防的意外：我父亲出事了！

他平时无论跑哪里，都是骑自行车的，因此骑了这么多年，应该是对自行车很熟悉才对。

他也不是鲁莽的人，总是很谨慎。

但他在某一天晚上，却是或许由于太过于疲劳的原因，他骑自行车回来，骑着骑着，竟然在一个山坡的位置，不慎摔下山坡，当时由于太晚，被路人发现时，他已经晕迷很久，并且失血过多。

当我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前往医院时，父亲已经成了一具尸体，那时我们三个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抱头痛哭。

可事实终归是事实，再悲痛，我们也是要接受的。

而母亲也很快就坚强振作起来。

她知道眼前有多难，但却下决心，无论再苦再难，也要养大我们两个孩子，哪怕是怎么挨，她也会撑住，让这个家能维持下去。

最终，我们那个未完工的新家，还是完工了，母亲第一时间把父亲的灵牌放进去，并且上了三炷香。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住在里面。

而弟弟也很快就跟我一样，开始上小学，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母亲继续经营那个小小的服装店，每天忙得很，相当累相当不容易，但据她所说，还是挣不了多少钱，因此让我们兄弟俩要省吃俭用。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条小巷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敢跟附近的邻里街坊有怎样的接触，母亲也充满着提防。

虽然她知道，处理好邻居关系很重要，多个朋友也多一条路，并且可以互相帮助。

我们家也特别需要帮助，毕竟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要养我们两个孩子，太难了。

可她却很是清楚，我们是农村迁来的，再加上我们父亲意外身亡，她一个女的经营服装店，哪里敢随便跟人打交道。

直到某一天，对面的邻居打开门时，我们看到，是一个慈祥的五十多岁老妇人，她看到我们两个孩子，笑着拿出桔子来，递给我们吃。

我母亲只是礼貌地叫我们称呼阿姨。

结果，这个老妇人就跟我母亲交谈起来，谈了好一会后，我母亲这才让我们正式的称她为彩姨。

彩姨竟然跟我母亲有着几乎一样的不幸经历，她也是丧夫的。

有所不同的是，她只有一个女儿，已经是二十四岁，还没有出嫁，跟她生活在一起，在县里的信用社上班。

两个同是丧夫的女人，虽然年龄相差了十年，但似乎都同病相怜般，一下子就熟络起来。

自此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就跟彩姨母女俩有了来往，经常互相串门，亲密无间。

彩姨的女儿珍姐，也是很善良的一个姑娘，平时穿着工作服骑自行车上班，有时还会顺路载我去上学。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在这么一个县城，我们没有亲人，因此彩姨和珍姐就是我们的亲人，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遇到她们母女俩，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幸运。

我们两家人，真的就像一家人般，甚至吃饭也会做多一些菜，然后送到对面，从而让彼此都能尝个鲜。

后来，珍姐出嫁，可她嫁了后，还是经常住在她母亲这里，有时还会带一些很好吃的东西让我们兄弟俩品尝。

到了我们兄弟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再一次面对着严峻的考验，因为母亲患病了。

她查出有严重的胆结石，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而她经营的那个服装小店，越来越难做，因为卖服装的越来越多，她能做到不亏本，交得了铺租就已经不错了。

因此，到医院查出有这样的胆结石问题，对我们家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哪怕当时做这么一个手术的费用，其实不算高，但我母亲就是拿不出这个钱来，而她很是清楚，跑回到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农村，想找亲戚以及家族中人借钱，也真的太难了。

可能那些亲戚会说，她不是做生意的吗？她老公生前没有留下很多钱给她？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竟然向他们这些农民借钱？

那样的话，母亲就会无言以对，有苦说不出。

最终她没有想过回农村借钱，只想着去做一些体力方面很粗重的工作，去挣些钱，从而凑够这个手术所需的费用。

我和弟弟当时很痛心，提出由我们两个去做这些活，可母亲却坚决不让我们去做，因为我们仅仅是中学生。

就在母亲查出胆结石的第二天，我们家的家门被敲响了，这过来坐的，正是邻居彩姨。

彩姨直接就问我母亲，是不是没钱做手术。

我们一家三口都惊呆了，只想着，彩姨是怎么知道的，结果她告诉我们，她是在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说话，因此知道我们家现在有多困难。

紧接着，她竟然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了几层，包得相当严实的小布袋，里面是一捆捆的钱。

“阿娟，你有困难，应该跟我说啊，没把我这个姐当姐了？”彩姨说。

我母亲却说：“彩姐，我们能撑得住的，我们自己解决可以的。”

彩姨就说：“你要做胆结石手术，这个是拖不了的，我这里有一点钱，是我死去的老公留给我的，你就拿着去先用吧。”

一边说着，彩姨一边把她手上的钱，都递向母亲。

当时，我母亲感动得哭出泪来，哭得眼都红肿。

她对彩姨说：“彩姐，你的钱，我怎么能用？并且这可是你的老公留给你的钱啊。”

可彩姨却笑起来，说：“我这么老，没病没痛，这钱留在身边有啥用，能帮到你，这才是最大的用处，拿去用吧，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我母亲最终接受了彩姨借的这个钱，并且保证，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挣到钱就还给彩姨。

后来，我母亲的胆结石手术很成功。

一年之后，我母亲把之前彩姨借出来的钱，还给彩姨，并且还说要给她一点利息来答谢她，可彩姨却坚决不收。

我母亲就请彩姨以及她的女儿，以及她的外孙女还有女婿，一起去吃了一顿饭。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彩姨对我们家的帮扶和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以后我们长大有出息，能给彩姨报恩，那就最好。

我听到母亲这样的话，总是使劲地点头。

后来，我参加高考，学的是医科，主攻牙科专业。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牙医，开有一家诊室。

结果某一天，一个熟悉的脸孔出现在我的诊室门前，这竟然是彩姨前来看牙，我即时热情的招呼她进来坐下。

看过她的牙后，我发现她的牙齿问题，可是相当的严重，也相当的复杂。

有两个坏牙，将是拨起来很痛的，并且有一个牙需要进行牙根的彻底治疗，然后再制作一个牙套盖合，这算起来需要挺大的一笔费用。

可我却对彩姨说，我因为她当年对我母亲的恩情，我不收她一分钱，并且会把治牙以及拨牙的痛楚，减到最低。

虽然我有助理，但我亲自给她进行治疗。

最终，彩姨在我的悉心治疗之下，她的牙齿都弄得很好了。

她再也不用承受牙痛之苦，可以畅怀的饮食，这让她的晚年生活质量提升了许多。

彩姨以及她的女儿珍姐，对我很感激，说要答谢我，我却对她们母女俩说，她们是这样善良的好人，曾帮过我母亲，只希望她们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报答。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两家人，依然是互相帮助，相处得像一家人般，充满着温情，以及过得很融洽，我们都只希望这份邻居之间的深厚情谊，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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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根据不同讲述者提供回忆片段整理编写的温情故事系列其中一篇，希望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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