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 年，正值崇祯十五年，北京经历了一场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甚至到了无人收尸的境地。崇祯帝在这一年多次发布告谕，涉及吏部的改革和对官员的严格要求，反映了明朝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和对官员廉洁的迫切需求。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危机之中。

这一年，清军攻势猛烈，二月份攻克嵩山，四月份又拿下塔山，如同一把把利刃，不断刺痛着明朝的北方防线。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军也在南方掀起了巨大波澜，张献忠在三月份攻陷书城，五月份又攻陷泸州，并在巢湖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水军演习。

巢湖距离明朝第二都城南京不过数百里，离凤阳皇陵也近在咫尺，张献忠的这一举动，无疑让崇祯皇帝如坐针毡。

面对张献忠的挑衅，崇祯皇帝愤怒不已，将怒火发泄到了官员身上，凤阳总督高斗光因此被免职。

继任者马世英深知局势严峻，崇祯年间的总督一职，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便会性命不保。

凤阳作为小城，城防薄弱，兵力匮乏，为了增强凤阳的防御力量，马世英果断派出将领李章玉南下贵州募兵。贵州是马世英的老家，人口基数相对较大，募兵相对容易。

经过半年的努力，李章玉成功招募了至少 7000 人的队伍，然而，当他准备返回凤阳时，却发现归程困难重重。

原本，从贵州返回安徽凤阳，最便捷的路线是从沅江出发，通过水路连通长江，途经荆州、池州，便可快速抵达凤阳。

但世事难料，李章玉出发时，荆州还在朝廷控制之下，可等他募兵结束准备返程时，荆州已被李自成占领，成为敌占区，长江水路因此无法通行。

无奈之下，李章玉只能绕路江西，打算从九江走水路。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九江对面的黄梅县又被张献忠占领，这条路也被堵死。

最终，李章玉不得不选择先从九江走陆路到乐平，经徽州到绩溪，再从绩溪转芜湖，渡过长江后步行返回凤阳。

按照规定，军队行军每到一地，都要提前通知当地州府县乡，告知行军信息。李章玉也不例外，在进入徽州府前，他提前送去书信，请求徽州府做好接待准备。

然而，徽州府官员看到李章玉提供的行军路线后，却产生了严重怀疑。在他们看来，李章玉的军队既然已经走到九江，正常情况下应该经过池州到芜湖，再返回凤阳，而不是舍近求远，往徽州山区里钻。

毕竟池州仍在明军控制之下，且有大将左良玉驻守。于是，徽州府认定这支军队行迹可疑，很可能是叛军假扮的，当即全面戒严，并张贴告示，号召乡勇准备迎敌。

率先进入徽州府祁门县的是李章玉的先锋部队，共计 700 人。祁门县早已接到警戒消息，对这支军队十分警惕，将他们安置在城外的祠堂里。

但这支临时招募的队伍纪律性极差，不仅不老实待在祠堂，反而四处烧杀抢掠，杀害了数十名无辜百姓。

徽州地区宗族凝聚力强，百姓尚武，面对这样的暴行，祁门县的乡勇们立刻拿起武器，以徽州府的布告为依据，认定这些人是反贼，将这 700 多名官军全部打杀，连随军的几百匹战马也未能幸免。

李章玉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主持公道。

朝廷经过调查，认为此事起因是李章玉手下士兵行为不端，属于官军与百姓互殴，便要求徽州府祁门县赔偿李章玉一百匹战马，以此平息事端。

徽州府却拒不接受，坚称他们杀掉的是反贼流寇，不应赔偿。

朝廷十分恼怒，打算对徽州府进行重罚，包括将当地官员连降三级、罚款以及赔偿李章玉的军资器械。徽州府则反驳称，即便这 700 人是官军，他们不走池州而走徽州的反常行为，也难免让人怀疑是反贼。

面对徽州府的质疑，朝廷询问李章玉为何选择走徽州。李章玉表示，行军路线是上司凤阳总督马世英指定的，自己也很无奈。

朝廷又问马世英，马世英则坦言，因为自己与驻守池州的左良玉政见不合，关系紧张，所以不想让自己的部队与左良玉有接触。

左良玉

最终，徽州府受到的处罚很轻，这件事也逐渐被人遗忘。毕竟，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面临着诸多严峻问题，一年之后，明朝便宣告灭亡。

仓促招募的士兵，缺乏家国信念和严格训练，最终因劫掠成性而自食恶果。朝廷正规军与民间武装陷入对立，王朝在自我消耗中逐渐走向灭亡。

马世英和左良玉的矛盾，并未随着明朝的覆灭而结束，在南明时代，他们依旧延续着内斗，恩恩怨怨伴随余生，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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