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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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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例行“录囚”。
“录囚”是汉代以来传承的制度，天子不定时亲自巡查监狱，查阅案卷，询问情由，以平理刑狱，对外显示司法公平。
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皇帝权威，慑服官员，使其感受天威难测，行事有所顾忌。
史载，这次录囚中唐太宗发现有死囚390人，心生恻隐，便将死囚放纵回家，准其与家人最后团聚，约定时间归来受刑。
最后，这390人无一逃亡，悉数归来，太宗皇帝有感其诚，以为知错能改，皆免其罪。
（纵囚）
一、太宗纵囚的史实辨析太宗纵囚的故事历代皆有所议，白居易曾有《七德舞》赞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说明在白居易所在的中晚唐，太宗纵囚就作为正面故事来宣传了。
本朝人谈起先王，历来有两个意思，一是称颂本朝的神文圣武，另一个意思就打鬼借钟馗。
白居易所在的中晚唐，朝政日衰，气象不再，白居易故意提先王之德，也是借以敲打后王之意。
无论如何，此时对这件事本身是没什么质疑的。
（白居易）
到了后世，宋代的司马光和吴缜开始对这件事有所质疑，他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历代史书上对死囚人数的出入。
《旧唐书》记载死囚有二百九十人，《新唐书》记载是三百九十人，《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都沿用《新唐书》的说法，司马光虽然在《资治通鉴》采用了《新唐书》的说法，却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提出质疑，觉得这里面另有隐情。
那边那位说了，不就是差了一百个人吗，兴许是《新唐书》抄错了，再者说，就算《旧唐书》是对的，又能说明什么？无非就是“回字的四种写法”而已。
不然，如果这个人数有出入，会影响此事的性质，关口就在人数。
贞观四年的死囚人数只有二十多人，后面也基本是几十人，何以夹在中间的贞观六年，人数暴增了几十倍，这一年究竟有什么特殊的。
（司马光）
有人说这年太宗大兴土木，故意加重了刑罚增加劳力，但是太宗皇帝的转变是在贞观十七年魏征逝世后，贞观六年虽然有点工程，也没有后来那么多，所以这不能说服人。
比较有力的说法应该是吴缜提出的：这些人不全是死囚。
按他的说法，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太宗录囚，询问情由后，发现很多人就像《名侦探柯南》里演的，都是有苦衷的，何况罪又不重，太宗发了恻隐之心，放他们回家，其中有些人是死囚，数量和贞观四年差不多，他们会回来的原因是本来罪就不重，没必要逃跑，让自己罪上加罪。后来史官记载这件事，不断夸大其中死囚的人数，到《新唐书》时，就全说成是死囚了。
（唐太宗）
二、太宗纵囚的历代评价无论死囚人数有多少，其中是有死囚的，死囚也都回来了，对这件事的性质，历来评价也有不同。
白居易当然是完全站在正面立场上评价的，本朝人说本朝事，难免如此。
对这件事最先大张挞伐的，是欧阳修那篇著名的《纵囚论》，在这篇文章里，欧阳修把太宗皇帝的行为从动机到结果骂了个遍。
欧阳修说，首先太宗皇帝你小子动机就不纯，肯定是在沽名钓誉，天下鼎定，这些人就是想跑又能跑到哪去，而且老夫料定，你小子肯定在后面打了埋伏，偷偷让地方官监视这批人，他们要是想跑就立刻拿住，监送京师，对外就说是自己回来的。
（欧阳修）
就算是真的，这么做的结果也不好，欧阳修认为，会犯死罪的，哪个不是穷凶极恶，泯灭人性。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的人，唯有我们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只有我们会知错改错，他们被放归社会，只会继续犯罪。
和白居易的臭毛病一样，欧阳修如此贬斥这种行为，也是在借历史之酒浇心中的块垒，他们这些读书人全这样。
北宋司法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立法严苛，但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欧阳修对这种选择性执法十分痛恨，就故意借骂太宗皇帝指斥时弊，痛骂大搞形式主义，借宽仁之名任意可否，私相授受，视法律威严如无物的行为。
（黄宗羲）
王夫之是批评君主专制的先驱之一，与同时代的黄宗羲等人并称，他在《读通鉴论》里借着评价历史，说了很多与《明夷待访录》类似的观点，在评价太宗纵囚一事时，他认为这是君主炫耀自己权力的方式。
王夫之认为，求生是人的本能，三百多死囚却无一敢逃，不是感念什么恩德，而是惧怕君主的威能，四海为一，逃无可逃又连累家人，所以最后还是回去了。
（王夫之）
三、太宗纵囚的目的探析今人探讨太宗纵囚，则多站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将当事人放在所处的历史传统中思考其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太宗纵囚，有可能是传承了汉魏晋以来的纵囚传统和“纵囚传说”的叙事模式。
从汉高祖纵囚的故事开始，历代的贤君、良吏就有纵囚传统，如两汉之间的马援纵囚，汉魏之际年的贾逵纵囚，南朝梁的何胤纵囚等。
（纵囚论）
这些纵囚故事随时间发展，渐渐都定型于一个模式：某个良吏在节日之前，感念于死囚不能与家人在节日最后团聚，就发了恻隐之心，放纵死囚回家过节，并约定好节后归来，事后这些死囚都遵守约定回来受刑，闻者无不称颂此良吏的恩德。
这些纵囚故事，真假参半，时间不定，但都传达了“德政”这一主题，不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这种叙事都刻印于时人心中，人们认为，盛世威德就应该有这种事发生。
（纵囚传说）
传统政治道德中就有“仓禀实而囹圄空”的说法，太宗可能的想法是：现在贞观初治，仓禀虽还未实，我们可以先预演一下“囹圄空”，以显示自己的德政，向天下百姓表明自己的求治之心。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太宗皇帝就表演了这出纵囚大戏，以迎合“纵囚传说”的故事模式。
后代的元世祖也玩过这个游戏，可惜他玩脱了，死囚并没有全部归来，搞得他很没面子，这也是元朝统治能力不如唐朝的表现。
（唐太宗）
参考资料陈爽.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J].历史研究,2018,(02):18-34+190.
王应瑄.唐太宗纵囚辨[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04):71-7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