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债，压垮老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在湖北洪湖市曹市镇蹲点调研时，走进了一片充满水稻田的村庄。这里的村民王德富已经年过六旬，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双手布满老茧。他家的小院子里堆着几袋刚收的水稻，院角还有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面放着一本封面皱巴巴的礼金簿。2023年的这次调研中，贺雪峰注意到，这本簿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开支，红纸黑字写着婚宴、寿宴、满月酒的随礼记录，每一笔都清晰可见。王德富翻开其中一页，指着几行字说，去年一年光是随礼就花了三万多元。这笔钱换算下来，相当于他辛苦耕种十亩水稻的全年收入。
王德富提到，为了种这些地，他每天天不亮就下田，收割时节更是忙得脚不沾地，一年到头也就赚个三万多块。可这三万多元，几乎全被随礼的开支吞没了。贺教授随手拿起桌上的礼金簿，看到里面有一条记录，写着他家去年办婚宴的花费，光是酒席每桌就超过4000元。他翻了几页，发现类似的数字反复出现，有些是邻村的喜事，有些是亲戚家的丧宴，每场活动都得掏出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礼金。
回到王德富家的小院，贺雪峰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调研笔记。那是2008年在湖南岳阳记录的数据，里面详细列出了当时农户的人情支出情况。他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表格，上面写着普通农户每年的人情开支只占收入的15%。他又翻开另一页，对比现在的数据，发现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40%。他把这两组数字并排放着，用笔在旁边画了个箭头，表示增长的趋势。
调研继续进行，贺雪峰又翻看了王德富礼金簿上的其他记录。他发现，有些随礼的金额是固定的，比如婚宴一般500元起步，但有些场合金额更高，像大操大办的寿宴甚至要上千元。王德富在一旁补充说，这些年村里办事越来越讲排场，谁家酒席摆得不好，别人背后就会嚼舌根。他还提到，自己家去年办婚宴时，光是酒席就摆了十几桌，每桌4000多元的花费让全家整整一年没缓过劲来。
直播带货，还是带走了农民的血汗钱？
在河南信阳的茶山深处，茶农老李的故事让贺雪峰团队停留了整整三天。老李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自家茶园里忙碌，靠着种茶养活一家人。贺雪峰团队到他家时，他正在对着手机镜头一遍遍练习普通话，手里拿着一张写满拼音的纸，嘴里念念有词。他的抖音账号“山沟沟茶掌柜”已经攒下了三万粉丝，这在当地农村算是个不小的数字。
账号的名字是他自己想的，带着点土味，却也挺接地气。贺雪峰团队用相机记录下他直播的场景，老李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身后是堆满茶筐的小屋，屏幕上偶尔会跳出几个点赞和评论。为了做直播，老李花了不少心思，他特意买了手机支架和补光灯，还跟着村里年轻人学怎么拍视频发上网。
刚开始那会儿，他的茶叶卖得还不错，一个月能多赚几百块，慢慢地就有了点信心。可到了2023年，贺雪峰团队帮他算了笔账，发现事情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老李去年的茶叶总收入是两万多元，听起来不算少，可刨去各种成本，真正到手的钱少得可怜。直播平台上，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视频，他得花钱买“点赞费”和“推广费”，这些费用加起来一年就得好几千块。
不仅如此，每次卖出去一单茶叶，平台还要抽走一部分佣金，算下来每斤茶的利润被压得只剩几块钱。贺雪峰在笔记本里记下这些数字，旁边还列出了老李的收支明细。调研中还发现，老李的开支远不止这些。他有两个女儿，去年都到了结婚的年纪，按照当地的风俗，他给每人操办婚礼花了四万元，两场婚礼下来就是八万块。这笔钱是他这些年攒下的老本，还借了点外债才凑齐。
贺雪峰团队翻看了他家的账本，里面清楚写着婚礼的每一笔花费：酒席、礼金、嫁妆，一项项加起来让人咋舌。相比之下，他辛苦一年从茶叶赚来的两万块，连婚礼开支的零头都不够。老李在调研时红着眼眶提到，刚开始做直播时，他以为这是条致富的路，能让日子好过些，可干了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像是给平台打工，忙活半天赚的钱还不够填窟窿。
贺雪峰团队在信阳走访了其他几位做直播的农民，发现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花钱买流量却卖不出货，有人被平台规则卡得喘不过气。调研记录显示，过去几年，信阳当地的茶叶产量没少，可农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反而因为这些新技术的成本，日子过得更紧巴了。贺雪峰翻出几年前的资料，对比发现，早些年农民卖茶靠的是批发商和集市，虽然利润薄，但至少开支可控。现在直播带货成了新潮流，可这些平台的收费模式却让农民的劳动成果被一点点榨干。
空心村：留守老人的无声呐喊
在鄂西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68岁的李桂兰曾是众多留守老人中的一员。她留下的遗书是用颤抖的手写成的，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娃在城里买房欠了债，我不拖累人。”李桂兰的离世并不是村里唯一的悲剧，贺雪峰和他的团队在湖北随州、孝感等地走访时，翻看了当地的户籍资料和医院记录，发现这些地方老人非正常死亡率比二十年前高出了五倍。
他们查阅了1996年到2023年的统计数据，过去农村的死亡原因多是疾病或自然老去，可如今，像李桂兰这样选择结束生命的老人数量明显增多。贺雪峰回忆起1996年在荆门调研的日子，那时候他走访的村庄还充满活力，田间地头能看到不少壮劳力忙着插秧，扛着锄头来回穿梭，村里的年轻人会聚在一起干活，笑声不断。那时的村庄人口结构还算平衡，老人有子女陪伴，生活虽不富裕但也算平稳。
可到了2023年，情况完全变了样。贺雪峰团队在江西赣州用无人机航拍了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镜头里只剩下七位老人零星分布在破旧的房屋间。村里的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有的在城里买房安家，有的连过年都不回来，留下的只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院子。李桂兰的子女也是这样，听说他们在城里买房背了债，她不愿再伸手要钱，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贺雪峰团队在她的村子里查了查，发现村里的田地有一半以上已经荒废，过去修的水渠也堵了，灌溉成了问题。老人留守的日子过得艰难，村里的医疗条件更是落后，李桂兰生病时只能靠自己熬药，连个像样的诊所都找不到。
基层治理：谁在“搭便车”？
贺雪峰带着团队来到皖北亳州的麦田，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药材产地，如今却显得有些冷清。村支书张建国带着贺雪峰去看村里的水渠，那条渠已经三年没修过，渠边的土坝裂开好几道口子，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张建国提到，这水渠是村里的命根子，过去每年都得清淤加固，可现在没人愿意出力，浇地的水不够用，麦子收成一年比一年差。他还说，村里的集体资产，比如一片林地和几块鱼塘，本来是大家的资源，却被几个“聪明人”占着不放，其他村民只能干瞪眼。贺雪峰团队在村里走访时，查了查这些资产的账目，发现林地每年能产几千斤木材，可收益从没进过村里的公账，鱼塘的鱼也被私下卖了，钱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张建国带着他们看了村里的账簿，上面记录的公共开支少得可怜，最后一次修水渠的款项还是三年前拨的，之后就再没动静。贺雪峰翻开自己2015年写的《最后一公里村庄》，里面早就提到过这种现象，他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村子，当时村民们不再守老规矩，有人开始霸占集体资源，修桥补路的事没人管，村干部也管不过来。
他把书拿给团队看，指着一段文字说，这种“搭便车”的毛病早就有了根，当刁民文化盖过了乡约民规，村里的公共利益就没人问津了。调研中，他们在亳州还翻出了一些老档案，1990年代的村务记录里写着村民们一起出工出力修水渠的安排，那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派人参加。可到了2023年，这种互助的传统早就散了架，村民们宁愿看着水渠坏掉，也不愿多迈一步。贺雪峰团队在村里待了几天，发现张建国几次想组织人修渠，可每次都凑不齐人手，有人说忙着打工没空，有人干脆说修了也没自己好处。
相比之下，贺雪峰2019年在浙江余姚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他在那儿推动了一个“乡贤理事会”的试点，找了些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和在外闯荡的成功人士回来帮忙。他们开了几次会，定下规矩，把修路建渠的事分到每家每户头上，还筹了点钱请人干重活。余姚的试点干了两年，水渠修好了，村里的鱼塘也重新分了收益，村民们慢慢开始主动管事。贺雪峰把余姚的记录拿给张建国看，里面有详细的账目和会议记录，张建国翻了几页，点头说要回去试试。贺雪峰在这二十三年里，走遍了全国1346个村庄，从1996年荆门的田野到2023年洪湖的蹲点，他攒下的调研笔记摞起来比他1米78的身高还高出半头。
参考资料：[1]孙露,赵菊连.农村人口空心化困局与突围[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3):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