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的一场外交部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在议程结束时突然提出了一个意外的问题。他严肃地质问乔冠华：“为什么要给我送礼？”乔冠华显得困惑，坚称自己从未有过此举。难道这是某种误会？
1933年乔冠华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被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直接录取，无需通过正式考试。在东京学习期间，乔冠华专注于哲学研究，积极参与了多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学生活动。由于这些政治活动，他在1935年被日本当局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被迫返回中国。
乔冠华的归国并没有结束他的学术追求。同年他获得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公费派遣资格，继续他的博士研究。在图宾根，乔冠华结识了许多国际学者，其中包括来自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赵一肩。两人在政治观点和学术兴趣上高度一致，共同研究了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内的多部军事理论著作。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乔冠华感受到国际局势的紧张氛围，决定中断在德国的学业，回国参与救亡图存的运动。他在完成了他的论文草稿后，没有等待学位授予，便匆匆离开德国前往巴黎，随后乘坐邮船返回香港。
1938年乔冠华回到中国后即刻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动中。在他的德国同学赵玉军的推荐下，赵玉军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乔冠华加入了军队，积极参与抗日行动。同年10月随着广州的陷落，乔冠华应余汉谋之邀，前往香港担任新创立的《时事晚报》的总编辑。
乔冠华于1942年秋独自抵达重庆，经夏衍推荐，获得了与周恩来的初次会面。周恩来对乔冠华的专业素养和政治立场表示认可，随即将其安排至《新华日报》担任编委，并负责国际新闻与评论板块，此外还兼任《群众周刊》的主编。乔冠华的工作限于编纂报刊，他还参与了南方局的外事组，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和国际交流的深度。
在重庆期间，乔冠华结识了才华横溢的龚澎，她是周恩来的英文翻译，还是其重要的政治助手。两人在工作中频繁合作，逐渐在共同的政治使命和外交活动中培养了深厚的情感。
1943年夏乔冠华因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外交应酬，突发急性腹膜炎住院。这一突发事件让身边的人倍感焦虑，幸好李颢不顾个人安危，及时救治了他。住院期间乔冠华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党高层的关心与慰问，而龚澎更是每日不离左右，陪伴在床前。这段共患难的经历，使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最终于同年九月步入婚姻的殿堂。
1946年乔冠华应公务前往延安，并有幸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随后，乔冠华被调至南京，在那里他和龚澎共同工作，并在战事影响下移居香港。在香港乔冠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积极与港英当局进行外交协商，以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流通。
1948年乔冠华参与编写并发布了《大众文艺丛刊》，该丛刊主要包含对胡风及其思想的批评。胡风后来亦移居香港，尽管两人在理念上有所分歧，但私下里仍保持了朋友的关系。到了1949年乔冠华响应中央的“五一号召”，组织并带领一队民主人士安全抵达北平。
1950年秋天，美军的介入使得朝鲜战争的火焰蔓延至中朝边界，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主权安全。面对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抵抗美军的进攻。1951年初中国提议召开一个涵盖七个国家的国际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此建议被美国拒绝。2月2日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发表公开声明，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战争的执着和对和平的拒绝，强调中国的和平建议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乔冠华与其夫人在这场外交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乔冠华参与起草了多份重要文件和声明，还从周恩来那里学到了许多外交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到了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将美军逼退至三八线附近。随后中美双方决定在开城进行谈判，38岁的乔冠华作为高级顾问参加了代表团。
谈判尚未开始时，双方就因为会议车辆和直升机上挂的旗帜颜色发生了争执，最终双方妥协，中方车辆挂红旗，美方挂白旗。为了表达中方的诚意和准备，乔冠华指示记者以观察会议准备为由发表了一篇通讯。出于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中国代表团对外宣称自己为“学习队”，并以此名义前往谈判地点，其中李克农和乔冠华分别使用“队长”和“指导员”作为代号。
1951年7月10日谈判在紧张的氛围中正式开始，但美方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诚意，双方代表团静坐了132分钟后，美方首先宣布会议结束。7月26日谈判再次继续，美方对中国的提案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到中国代表的坚决拒绝。8月19日一个保卫中国代表团安全的事件发生，中国警察在抵御南朝鲜武装分子的袭击中，因力量悬殊，排长姚庆祥不幸牺牲。乔冠华悲痛之余，挥笔写下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应祥”。
接下来的数月，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绞杀战”，但都被中朝双方的坚决抵抗所挫败。10月25日经过63天的中断后，谈判最终恢复。中朝方面提出了新的方案，最终与美方达成了三项初步协议。直到1952年5月2日三方在战俘问题上仍旧争执不休，乔冠华凭借其深厚的外交经验预见到美方的策略，坚持到底。最终在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下，美方主动联系中国，开始交换战俘的程序。
1953年7月27日各方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署后乔冠华还在朝鲜继续就停战协定的具体条款进行了超过一年的艰苦谈判，以确保协定的严格执行。直到1954年乔冠华满载成就与经验，返回祖国。
1970年5月长期的劳累和压力让龚澎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一个夜晚，她突然倒在地上，无法动弹，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脑动脉血管破裂，且已完全丧失思维能力。这个消息迅速传到周恩来的耳中，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亲自为龚澎把脉，神色凝重。周恩来随即安排了一支由顶尖专家组成的抢救小组，为龚澎进行紧急脑部手术。
尽管手术成功挽救了龚澎的生命，但她的状况依然堪忧。术后她脸色苍白蜡黄，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采，瘦弱的身躯躺在病床上，宛如一只失去活力的风筝。周恩来看着这一幕，眼中流露出深深的痛惜，他叹道：“我不愿看到龚澎变成这个样子，看了让我心里难受。
为了帮助龚澎恢复健康，周恩来四处奔走，动用了大量资源寻找治疗的方案。他回想起教育部前部长马叙伦曾在植物人状态下被成功护理长达12年，便特别安排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了解护理方法，希望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即便倾尽全力，龚澎的病情却未见好转。5月下旬她的状况急剧恶化，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仅靠机器维持生命。
乔冠华整日守护在病床旁，眼见着爱妻无力的模样却无能为力。他不舍得离开病房半步，每天只盼望着奇迹出现。等待他的最终却是一个沉重的噩耗：龚澎离开了。
噩耗传来后，周恩来匆匆赶到医院。当他推开病房的门时，乔冠华已泣不成声。他扑向周恩来，像个无助的孩子般抱住这位他无比尊敬的长者，放声大哭：“龚澎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周恩来看着乔冠华痛苦的模样，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孩子们，轻轻拍着乔冠华的肩膀，用低沉而坚定的语气安慰道：“冠华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坚强！还有孩子们需要你照顾，他们也需要你的坚强。
乔冠华强忍住眼泪，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但内心的悲痛却无从消解。与龚澎共同生活了二十余载，夫妻之间早已相濡以沫，彼此的存在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她的骤然离世，像是撕去了乔冠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沉浸在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中。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房里，翻阅龚澎的旧照片和她的工作笔记，仿佛这样就能与她再多一些联系。他的情绪时而低落，时而沉静，但无论如何，他始终铭记着周恩来的话，努力让自己在悲痛中寻回生活的意义，因为他知道，龚澎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坚强的乔冠华。
1971年11月的一天，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气氛庄重而紧张。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一次重要的外交部工作会议，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各项部署清晰明确。与会者正准备散会，突然，周总理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视全场，语气坚定地说道：“大家先别走，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一下。
话音刚落，所有人目光聚焦，总理的脸上多了一丝严肃。他转向乔冠华，语气严厉却不失冷静：“乔冠华同志，我要当着大家的面问问你，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你是知道我的规矩的，我从不接受礼物。
乔冠华听后愣了一下，随即满脸疑惑。他稍作思索后回答道：“总理，我从未给您送过任何东西。这不可能啊，我在您手下工作了30年，深知您的原则，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总理并未因此放松，继续追问道：“可是这次你从联合国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和糖果，包装上写着你的名字。我没有拆封，现在请你把东西拿回去。
乔冠华更加茫然，他坚定地摇了摇头，说：“总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这些东西绝不是我送的，我也从未买过这些礼物。
两人的对话让会场内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想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时，站在后排的几位外交部年轻干部面露愧色，互相对视了一眼，终于站出来说道：“总理，冠华同志，其实……这些礼物是我们送的。
随着他们的发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这年11月，外交部的几位年轻干部随团参加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胜利。年轻的同志们为能参与这场历史性事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周总理多年来的外交努力和卓越领导。于是他们在纽约闲暇之余商量着买一些当地特产作为礼物送给周总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由于担心总理一如既往地拒绝礼物，他们偷偷找到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小高，委托他转交礼物。为了增加总理接受的可能性，他们撒了个“善意的谎言”，谎称这些礼物是乔冠华带回来的。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善意举动，却引发了总理对乔冠华的严肃质问。
听完这些解释后，周总理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但他依然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的一片好意我理解，但这是不符合原则的。这件事到此为止，礼物也不要浪费了，你们分给大家一起尝尝。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外交工作需要纪律和规矩，不能因一时好意破坏了原则。
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年轻的同志们满怀歉意地接受了批评，而乔冠华则终于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