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唐太宗驾崩之后，幼主李治被权臣架空几乎就是必然，但长孙无忌的权臣生涯也注定是有周期的，因为，皇权要突围就必然会向权臣亮剑，更重要的是，关陇贵族和关东豪杰不可能接受长孙无忌以外戚的身份一家独大。在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李治是有很大的合纵连横的空间的。

显庆四年（659）四月，唐高宗李治罢免了太尉长孙无忌，削去了他的封邑，并改任其为扬州都督，将无忌安置在了黔州。

这场皇权和权臣、外戚之战的结果最终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无忌喜提流放加软禁的套餐。

七月，李治又派出使者前往黔州赐无忌自尽，给帝国这场政治战进行了完美收尾。

曾经的秦府旧臣、大唐功臣、关陇贵族的领军人物、深度影响大唐政局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重量级人物就这样以极其悲惨的方式草草谢幕。

权臣和外戚的命运大体如此，只不过无忌的命运早就被长孙皇后当年精准预测。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当秦王李世民通过在玄武门发动军事政变拿到大唐的军权和政权之后，长孙无忌的命运剧本就已经定稿，因为，集秦府旧臣、关陇贵族、大唐功臣、外戚身份于一身的无忌走上权力核心几乎就是必然，只要他的权力延伸至太宗驾崩之后，那么其身份必然会与权臣的标签深度绑定。

长孙皇后对这一点也早就有担心，她熟读历史，自然明白外戚被洗牌的速度有多快，对外戚的命运归宿也是非常清楚，所以，为了避免长孙家族复制历史上外戚群体的共相，她就时刻以自己的影响力来给哥哥无忌的权力之路处处设阻。比如，她早就建议太宗不要对哥哥委以重任。

贞观二年（628）正月，当有人举报作为尚书省右仆射的长孙无忌有揽权迹象时，长孙皇后马上就在危机意识的驱使下强烈要求哥哥辞职。贞观十年（636），在病逝之前，长孙皇后最不放心的还是长孙家族，请求太宗不要重用无忌。

只是，长孙皇后虽然用心良苦，但无忌最终还是在权力之路上逐渐失控，不仅成为太宗朝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还对太宗之后的朝局做了布局。

无忌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联合褚遂良等大臣强力干涉太宗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说实话，晋王当时可能就没在储君的选项中，太宗更钟意的还是魏王李泰，甚至一度对吴王李恪也是高度认可，但太宗最终还是在无忌等人的压力下选了晋王，其无奈完全可以通过他对李治说的话来进行验证：“你快谢谢你舅舅吧，是他同意立你为太子的。”

曾经在战场上不断创造胜利的战神秦王，如今却不得不在政治战中进行妥协。由此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政治战的难度永远要高于军事。

说白了，军事只是太宗人生在特定阶段的一部分，而政治战却要求太宗时刻呆在牌桌上，不能离场，属于持久战。因此，太宗的政治战也只能由史家，后世来评判。

至于太宗为什么会妥协则是因为，立晋王能够保全诸子，避免武德年间的皇室悲剧再次发生，更重要的是，只有立晋王才能维持庙堂的稳定。

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太宗肯定明白立魏王的后果，那必然是魏王集团和重臣的厮杀，帝国庙堂肯定会经历一场强震，这是在玄武门事变之后一直努力稳定帝国政治生态的太宗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太宗不想再看到庙堂地震 图源/剧照

而如果立和无忌等人高度绑定的晋王为太子的话，大唐的庙堂则可以避免这场强震。至于无忌为何会站队晋王又是因为，晋王懦弱，好控制。

对于太宗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选项。

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立晋王的结果能比立魏王更稳妥一些。而且，无忌还能给幼主护航。

可以肯定，太宗这位当年叱咤战场的战神在立嗣这件事上一定是内心拧巴、纠结、无奈...在生命的终点，他肯定已经清晰的预料到了贞观之后的大唐朝局：权臣政治。

但太宗已经没有更优选项了，只能如此。

太宗晚年，无忌就已经开始了洗牌行动：整死了支持过李泰的刘洎、不断挤压房玄龄的生存空间、岑文本忧虑而死...

当李治即位之后，大唐的权力格局已经是无忌一家独大。作为顾命大臣和外戚，无忌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强力挤压尚书左仆射李勣的生存空间，逼得李勣只能辞职。

李勣辞职之后，大唐中书、尚书、门下的三大权力核心就完全被无忌所控制，永徽朝局成为典型的“皇帝垂拱，宰相主政”的二元政治。说白了就是，无忌主动佩戴了“权臣”的标签。

永徽三年（652），无忌又做了一件更过分的事，和王皇后联手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直接将长孙家族的权力延伸到了李治百年之后。而李治当时也不过才二十五岁，其内心肯定是崩溃的。

无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戚是有周期的，随着皇权的不断更新，老的外戚自然会被洗牌，他这是提前在给长孙家族的权力进行布局，让长孙家族成为大唐权力基因的一部分。

此举还意味着，无忌已经将其权力从外朝延伸至宫廷，全面控制了大唐政治。

而且，无忌还继续着在贞观末年的洗牌动作，利用房遗爱事件将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驸马都尉柴令武、江夏王李道宗、将军薛万彻等这些所谓的政敌一网打尽。

作为皇帝的李治当时到底有多卑微，他在朝堂上哭着请求舅舅留下叔叔和兄弟的性命，结果却被无忌直接拒绝。

李治即位之初只能垂拱而治 图源/剧照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无忌的悲剧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因为，对李治个人来说，他不愿做傀儡，对于大唐的政局来说，也不允许无忌一家独大。隋唐的政局和当年的东晋不一样，是不允许架空皇权的行为和权臣当政的。

对于当时的李治来说，虽然集权的困难程度比较高，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李治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从无忌掌控力比较薄弱的后宫下手，以废立皇后的举动向无忌宣战。

一开始，李治并没有将战事升级，而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发生了李治带着武则天主动去游说舅舅的事。但无忌对于皇帝的示好根本就不屑一顾，丝毫没有下坡的意识。

李治又让大臣许敬宗去交涉，无忌直接将对方臭骂一顿。甚至李治退而求其次，只要无忌同意立武则天为宸妃，但无忌依然是一副没商量的表情。

无忌的强硬倒逼着李治必须将战争进行升级，也让李治在政治层面进一步成熟，认识到了政治之残酷性。

在这场从永徽五年（654）一直持续到显庆四年（659）长达六年时间的持久战中，李治彻底撕碎了身上“仁弱”的标签成为一名铁血帝王，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

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我们无需过多赘述，只谈李治为何能够破局的原因。理论上来说，面对无忌的权力封锁，李治破局的可能性很小，而李治之所以能够破局是因为他有合纵连横的空间。

随着玄武门事变秦王集团的胜利，关东豪杰也走进了大唐庙堂，和关陇集团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同时，一些寒门也通过科举逐步向各级岗位渗透。

李治即位之初，虽然李勣明智地选择了辞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关东豪杰就举手投降了。还有，那些出身寒门的底层官吏也有上升的诉求，于是，这两个群体就成为了李治联合的对象。

当然，此时的武则天也是李治的强大战友，这个女人曾经在太宗身边呆了十二年之久，早就揣摩透了太宗帝王术的精髓。

也就是说，李治实际上是以皇权联合后宫、关东豪杰和底层官吏向以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宣战。

武则天是李治的战友 图源/剧照

这既是一场宫廷和外廷之战，又是关东和关陇的地域之战，同时也是一场世庶之战，李治联合大多数打败了已经式微的关陇贵族。

虽然这一战打得极其艰苦，李治也曾一度想放弃，但最终他还是打赢了这场硬仗。本质来说，和无忌之战是李治指挥的另一场玄武门之战，李治的压力甚至比当年的太宗还要大。

既然李治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就说明，此人的政治水平绝对在线，是绝不次于太宗的顶级政治选手。我们不要忘了，长孙皇后去世之后，李治可是太宗亲手养大的，怎么可能没有学到太宗权术的精髓。再说，在立晋王为太子之后，太宗可是手把手的亲自教授李治，李治和武则天一样，都算太宗的高徒。

再加上作为军方和关东豪杰代表的李勣的助力，李治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另外，关陇贵族和南朝的士族不一样，是不承认架空皇权、实行贵族共治这种政治模式的，宇文护之死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作为北周和隋朝的延续，无忌还想着复制宇文护的权臣之路，其悲剧结局是早就注定的。再说，李治可是比当年的武帝宇文邕更具优势。

总结起来就是：对外戚的洗牌、关东豪杰和关陇贵族的对峙关系、出身寒门的底层官吏的权力诉求、关陇贵族的政治共识，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李治这场集权之战的必然胜利。

当然，李治的个人素质也是重点。

只是，李治在获胜之后并没有想将事情做得太过，还想和关陇贵族和平相处，而无忌呢，也没想认输，于是，现实又倒逼着李治必须给这场战争来个彻底的收尾。

显庆元年（656），侍中韩瑗突然为褚遂良鸣冤叫屈，甚至以辞职要挟李治。李治在收到无忌还想扭转战局的信号之后就果断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显庆元年（656），贬长孙无忌的表弟高履行为益州长史；次年（657）三月，将褚遂良由长沙贬往桂林，两年后又将其贬往爱州（今越南清化）；八月，侍中韩瑗被贬往海南岛，两年后，韩瑗病死于此地；中书令来济被贬往台州，三年后又被贬往新疆...

这是典型的兵法，先扫清外围，然后再围攻孤城，面对队友们一个个被李治清洗出局的现实，无忌只能将自己剩余人生剧本的导演权交给外甥。

在将无忌流放到黔州之后，李治接着又是一套组合拳：将无忌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流放岭南；将褚遂良儿子褚彦甫和褚彦冲流放爱州，接着又将他们在路上杀死；将于志宁免官；贬高履行为洪州都督...

李治打出的每一张牌都在刷新无忌对外甥的认知，这和当年的晋王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或许，他本来就没能看透过李治，或许，李治的胜利也是现实对能力的倒逼。

当无忌在被赐自尽时他或许也想起过被自己所陷害的吴王李恪临终前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权威，构陷忠良，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因果从来不虚。

通过这场战争，李治同时达到了这样几个目的：回收了皇权；终结了外戚政治；打击了关陇贵族。

这是自宇文泰创建关陇贵族以来皇权最集中的时期，李治的段位由此可见。

从此，大唐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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