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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文未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送心]

【前言】

1935年夏天，年仅36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的一片山坡上，盘腿而坐，面对着行刑的枪口，他没有丝毫畏惧，嘴里轻轻哼着《国际歌》，一枪声响起，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建国后，毛主席却在1962年作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指示：“以后要少纪念瞿秋白，要多多纪念像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一个为革命奋斗一生，最终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在去世多年后，却被要求“少纪念”？这句话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革命萌芽】

瞿秋白出生于1899年，江苏常州的一个显赫家庭，家族历史上，瞿家曾是世家望族，但在他父亲瞿世伟这一代，家道中落。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学者，崇尚文化传承，从小便培养瞿秋白诵读古典诗文，特别是唐诗宋词，但这种宁静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家族的衰败，瞿秋白的父亲未能再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家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张，最终导致了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家境的贫困逼迫瞿秋白不得不早早肩负起了生计重担，为了支持家庭，瞿秋白高中未能顺利毕业，而是辍学开始谋生。

1916年春节前的一个寒冷日子，他的母亲在长期债务的压力下，心力交瘁、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最终选择自尽。

这场家庭悲剧深深刺痛了年仅十七岁的瞿秋白，在母亲去世的三天后，瞿秋白痛心疾首地写下了《哭母诗》，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恸与自责。

母亲的死促使瞿秋白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贫弱，最终形成了自己对革命的早期思考，这个时期，瞿秋白已经意识到，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或许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第二年，面对家里的困境，瞿秋白前往北京继续求学，起初，他希望能进入北京大学，但因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未能如愿。

瞿秋白选择了俄文专修馆，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免费提供教育的学校之一，在这里，他学到了俄语，也逐渐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

此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逐渐渗透进瞿秋白的思维中，他的革命理想开始悄然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他早期的革命思想便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逐步成型。

那么，瞿秋白从文学青年到投身革命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高光时刻】

1924年，国民党在中国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而瞿秋白正是这场历史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不仅参与了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还直接参与了党的政策制定，起草了《三大政策》的纲领。

作为当时党内最具理论水平的人物之一，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帮助党内树立了坚定的革命方向，也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

瞿秋白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了党内外的杰出代表。

与许多早期的革命家不同，瞿秋白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宣传，他还是一个有着强烈实践意识的革命者。

在大革命的前期，瞿秋白奔走于上海、广州等地，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致力于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27年，大革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面对这一危机，瞿秋白作为党内的核心人物，积极推动党内的变革，并参与了著名的“八七会议”，该会议彻底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明确提出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为主的战略方针。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直言批判李立三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必须修正左倾路线，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策略。

但是这一立场并未得到党内一致认同，尤其是与王明、李立三等人的关系愈加紧张。

1931年，王明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掌控了党的领导权，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因与王明的政治观点不合，被撤销领导职务。

此后，他被排挤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在短短几年内，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到被边缘化，瞿秋白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急剧的转折。

【毛主席的评价】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党内高层做出决定，让瞿秋白留在苏区领导文化教育工作，对于这一决定，瞿秋白内心早已有所预感。

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肺结核病情加重，而党内的政治斗争也让他逐渐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

1935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他因病无法随队转移，被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不久后，他被国民党军队捕获。

在狱中，蒋介石曾多次试图劝降这位前中共领导人，甚至提出可以安排他担任国民党大学的教授，只要他愿意放弃革命信仰。

但是瞿秋白始终不为所动，他拒绝写自白书，也拒绝向敌人交代任何党的秘密，但与此同时，他内心的挣扎却远比外界想象得更为复杂。

在监狱中，他写下了《多余的话》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从一个文人到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成为了瞿秋白最具争议的遗作，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并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在某些时刻的迷茫与挣扎。

不同于方志敏那种坚定不移、毫无动摇的革命信念，瞿秋白在文章中呈现出了一种自我剖析的复杂心境，他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道路的困惑。

这种自省和内在矛盾，使得《多余的话》在后来的政治环境中被误解为“动摇”和“自白书”，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投降主义”的表现。

这篇文章的悲观情绪，和瞿秋白过去无畏的革命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瞿秋白在文章中并未直接攻击党，但其情感上的动摇和对革命道路的迷茫，确实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将他与叛徒的标签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人认为，《多余的话》表达了瞿秋白的“自首”心态，甚至有言辞尖锐的批评者将其称为自我放弃的“自白书”。

1935年，他在敌军的包围下被捕，最终不幸遭遇了惨痛的死亡，无论是他坚守革命信仰的坚定态度，还是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最后都未能改变他悲剧性的结局。

在临死前，瞿秋白依然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诚，并拒绝向敌人交代任何党的机密，他高唱国际歌，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表现得异常冷静和从容。

瞿秋白的死并没有让他的革命精神得到更广泛的纪念，反而由于《多余的话》的误解，他成为了党内的“负面角色”。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

在1962年，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以后要少纪念瞿秋白，要多多纪念像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相比之下，方志敏、刘胡兰等在狱中毫无动摇、坚定到底的革命者，被塑造成更符合党内标准的革命英雄形象。

毛主席的这一评价并非对瞿秋白个人的全盘否定，而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195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高度紧张的时期，毛主席希望树立更加坚定、毫不妥协的革命典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瞿秋白的形象因《多余的话》的影响，被认为不符合当时的革命英雄标准，因此，毛主席在政治宣传中选择了强调其他英雄人物，而对瞿秋白的纪念逐渐减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瞿秋白的一生，尽管他的革命道路充满坎坷，但他始终未曾真正背离共产主义理想。

在敌人面前，他拒绝背叛，在刑场上，他依然高唱《国际歌》，他的英勇和信仰，远比一篇文章所能定义的更加复杂和深远。

【结语】

瞿秋白的牺牲依然为中国革命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在面临严峻形势时依然选择忠诚于革命，拒绝背叛，这份坚定的信仰仍然值得后人学习。

历史不仅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真正的革命英雄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偏见而被遗忘，但历史的长河终将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正如瞿秋白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远无法被抹去。

【参考信源】

中国新闻周刊2021-12-18 《百年独伊：伤痛的往事太多，有音乐响起就跳舞》

井冈山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2021.03.10 《瞿秋白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