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去一封申请信——请求允许自己到农村生活劳作。当时的他没意识到，这是他此生最后能得到毛主席回应的信。看过信的两天后，毛主席让秘书约彭德怀，早上8点半到颐年堂谈话。

这次谈话，主要是劝彭德怀到三线去工作，毛主席、彭真等人一同参与劝说。因为周总理在忙其他事，所以没有在会上出现。离开颐年堂后，彭德怀颇觉遗憾，认为自己此去西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周总理了，便往西花厅打去电话。

电话打了几次，都说周总理不在家，彭德怀未免有些心灰意冷，遂选择放弃。他颇为伤感地说：“忙啊，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老彭闲待6年，惭愧呀惭愧。”

一天中午，彭德怀吃饭时，突然接到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说请他到西花厅一叙。彭德怀激动地立即叫车，奈何司机正好不在家；他等了好一会也没等到司机回来，为了不耽误周总理的工作，他给周总理打去电话，说明情况，讲自己改日再来拜访。

周总理直说不用：“你的车驮不动你有什么，就让我的车去驮你吧，这叫舍车保帅嘛。”

在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热情款待了彭德怀。当初在庐山上，彭德怀思想不通、心情苦闷时，也是周总理对他进行了用心地开解。彭德怀把自己跟毛主席会面的情况，大致叙述了一番，然后问周总理，自己到三线该怎么开展工作。

周总理向彭德怀详细介绍三线的建设情况，提出几点要注意的地方，并鼓励他振作起来，早点做出新贡献，摆脱“旧枷锁”。

彭德怀满怀热情、满腔热血地奔赴西南，想做出一番新事业，可现实情况给他狠狠泼了盆冷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德怀是文章刚发出来就看过了的，他没想到这会形成一股新的风暴，将远在西南的他，重新推到风口浪尖上。他更没想到，自己会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重返北京。

1966年12月24日，彭德怀被北京来的一群学生劫持了，不知所踪。情况突变，西南建委有关领导想了一下，便立即拨通长途电话，请示周总理该怎么办。秘书听取过西南传来的汇报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周总理。

周总理听后大惊失色，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秘书答去向不明。周总理又问哪里的人劫持的。秘书说是“北航‘红旗’。”周总理听过这个名字，皱眉感叹道：“他们串得好快啊。”

想了想，也没个头绪，周总理便给秘书下了个稳妥的指示：“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到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再迅速报告中央。”

之后，周总理又让秘书记下，以中央和自己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可以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必须严格执行三个条件——都是保障彭德怀安全抵京，不受折磨的。

后来秘书在给成都军区传达过程中出了问题。秘书问，给哪位领导打电话。周总理说黄新廷司令，秘书回“已经失去自由”。周总理又说那就甘渭汉政委，秘书又回他也失去了自由。最后，周总理让秘书向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韦杰，传达自己的指示安排。

彭德怀到北京后，本该是卫戍区接管的，但被早已闻声赶来的大批学生们截住了。周总理从戚本禹眉飞色舞的讲述中大感不满，从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口中了解过情况后，便将戚喊到办公室来大声斥责。

刚开始，彭德怀的处境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周总理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做出具体的“监护”相关指示：“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更不许弄逼供信。”

这已经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极致了，但很快情况就失控了——傅崇碧被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