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谈》《庄子》《知北游》。

在《老子》和《庄子》两本书中，始终没说“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道”不是什么。而作为我们各人如果懂得了“道”不是什么也就对“道”有所领悟了。有首小诗充满了道家情调：唐，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此种格调自然之美，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差不多流露在中国所有的诗歌里头，言有尽而意无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慧心读者赏析诗句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也能从字里行间窥视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奥妙之所在。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在中国的诗歌里，欣赏陶渊明的诗，《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正是道家刻意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此后道家与佛家思想的结合形成了禅学。禅宗故事里记载了一个传说：有一位禅师每当被问到佛教的“道”如何解释时，他便竖起大拇指一句话也不说。时间久了服侍他的小和尚也学会了这样做。一天禅师看到小和尚这样做，飞快地拿刀砍掉小和尚拇指，小和尚哭着跑开去，禅师这时喊他，小和尚刚回头，禅师又竖起了姆指。据说小和尚就此“顿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师付的惨无人道。小和尚的遭遇，从侧面佐证了老庄的“道不名，不可言，不可谈”。禅师如果说破了道教小和尚也许是幸运的。不管这个故事真假，首先可以说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有负面效应。道学家说趋向“否定”而孔子学说则趋向“肯定”，而道学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本能或社会习俗生活，这样的人好像儿童或原始社会中的人，他们做各种事情而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或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还有一种人，有私心，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这不代表他就会全然不讲道德，他可以做一些于别人有益的事情。因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有用”的，完全是为了“功利”所为。还可能有种人，懂得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一个社会，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本着这样的理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或者用儒家话说，他行事为人是为义而不是为利，这种人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一切都具有道德意义，他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

还有一种做人的格局就是“良知”。物有事非之别，人可以本着良知（直觉知识）来作岀判断。当人们自知认识到一件事是对的，就应当努力真诚去做。当人的良知告诉人某件事是错的，他就应当真诚的不去做。这样便匡正了他的事务与事业，同时延展了良知。《大学》里所说的“致知在格物”，含义就在于此。什么是“良知”其实它就是人内心的一束亮光。光明磊落，匡扶正义，不气不馁，默默前行，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这样才能实现既定目标。

至此“道之德”雏形基本显现岀来。道是万物之母，不能名，更不能言，它岀之有形，入于无形。即不行，又不言，是深不可测的众生之源。它公正无私，它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