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战友情怀
我身处军营二十一年，流连忘返中，喜欢交朋友。只要品行端方、心地善良、待人诚信、处事公正、不搞阴谋诡计、歪门邪道的人，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出身贵贱，能力大小，不拘年岁，我都愿意交往。也曾经有过不少朋友，有陕甘的、有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的，有东北、江南的，也有云贵、西藏高原的。但随着岁月流失，人员变迁，老迈衰亡，信息中断，相当一部分已是杳无音信，经常保持联系，友谊长存的屈指算来，也不过数十人。首屈一指的当属我同年入伍的会宁籍战友马耀岭。他待人忠厚，特别聪明，在深山僻野蹲了两年，不但学通了藏文藏语，拿起藏文报纸，连一个吭气都不打，读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藏语说的非常标准，就连那些专业翻译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我俩同时提干同时调到团机关，他在司令部当侦察参谋，我在政治处当宣传干事，一个锅里搅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共同生活了八年，比一母同胞还好。他有超强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团里的活地图，深受情报部门的青睐，但读书不多，有些写文章术语受限，需要我加工修改，一来二往，谁也离不开谁。参谋长胥国友打趣地说，我俩像一对双胞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一九七九年，我当了营教导员，他成侦察股长，准备提团参谋长，不料负伤致残，转业当了会宁公安局教导员。第二个要算我的同乡石生忠同志，他同我一样，从小家里很穷，也是放牛娃出身，但在艰苦环境中锻就一身硬骨头，膀大腰圆，气壮如牛，千斤重负，对他说来只能算小菜一碟。他头脑清醒，很重义气，吃苦耐劳，敢做敢为。他同我心心相印，荣辱不移，先在四连当连长，镇守马及墩，独挡一面。我到营里当教导员，他调来二连当连长，是下届营长的不二人选。谁知身体突然发胖，不再适应高原气候，转业回了地方。我俩约定要做儿女亲家，不幸走的早了，未能成行，也算憾事一桩。第三个应属于我的老团长王端甫了。他虽身居要职，但能礼贤下士，他对我很是看重，精心培养，执行重要任务，一定要带上我，遇事一同商量，有意考验我的见识和胆略。下基层他讲话，我写稿子，有时他让我讲，他坐在一边听，待我讲完，稍有补充，要求照办。他讲话有个特点，喜欢引用一些名人古典，我给他写稿子，我有意穿插一些典故，很对他的口味，休闲无事，很愿意同我谈天说地，借古论今。那时，我的钢笔字写的好，他有一个记事本，专门收集保留重要事项，凡是保留的资料，由我一手抄写。他后来转业到东北齐齐哈尔市当法院院长，走了近一年时间，我心里依然觉得空荡荡的。我的政委陈喜林是个大才子，一身正气,我同他情投意合，他很关心我的进步，是我学习的楷模，也是我的恩师，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还有一个就是列麦公社党支部书记仁增旺杰，他是农奴出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了人生虐待，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把他从苦海中营救出来，重见天日，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列麦公社党支部书记后，领导翻身农奴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文化大革命时，在机炮连的大力帮助下，带领群众改天换地，发展农牧生产，在海拔四千二百米的屋脊上种出了青稞，震惊了世界，公社被评为西藏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他光荣出席了中共九大、十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山南地委常委，隆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我同他交朋友四十年，兄弟相称，敬重如宾。他非常讲义气，同我结为莫逆之交，忠心不二，难舍难分。一九八三年，我调任错那人武部政委，他前来道别，拉着我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临别时，他哭了，我也落了泪。再者，如谢树华、苏先金、张建巩、张永智、梁生俊、丁树华、王海录、孟焕春、伏志忠、丁战彪、董发海、张贵、罗占元、金仲宏、李俊范、任秉智、赵其昌、杨汝录、陈克禄、潘福、刘锡成、赵祖荣、魏培德、张春贵等战友和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非常友好，在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结下的深情厚谊，难以尽述，恕不表白。回顾六十年的战友情，当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祖国处处有亲人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