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导弹与战机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为大家介绍新中国是如何选择自己第一款战略级兵器的全过程的。

“二战”结束后，除了核武器外，喷气式飞机与导弹（火箭）在全球范围内是两项重大的成就以及国家实力的象征。

尤其是在核武器的使用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世界各大国无不把研发喷气式飞机以及导弹作为本国国力以及军事实力强大的象征。

这也就导致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飞机与导弹”之争。

新中国当然也没有例外，也发生过“飞机与导弹”谁更具有优先级的争论。

可以说梳理整个过程，最初是喷气飞机的研发优先级更高，但是随着以钱学森教授为代表的留美科学家归国、新中国当时整体的工业水平以及美苏两国都发现导弹与核武器结合形成的远程核打击力量让战争的面貌发生剧变的现实。

地对空导弹

使得最终导弹（火箭）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款战略级兵器。

长期以来，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正是因为回国的钱学森教授大力宣传“导弹取代飞机”论促使新中国国防科技决策层做出优先发展导弹、暂缓研制飞机的决策，导致了新中国在新式飞机研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导致了新中国在飞机上长期落后于欧美的局面。

兰台觉得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中国之所以把导弹作为第一款战略级武器，虽然有钱学森教授建议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所处的“冷战”国际环境、国家战略考量以及国家整体工业水平所决定的。

接下来，兰台就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新中国是如何选择第一款战略级兵器全过程的。

“沈飞”歼5装配现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最重视的就是发展航空工业。

有关部门先把与国内所有与航空有关的工厂都划归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管辖，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聂荣臻，而委员会本身由最高层直接领导。

然后，在国防工业上，资源也尽量向航空工业倾斜。

如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中，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项目一共44项，而航空工业就占了其中的13项，包括了飞机、发动机和附件、电器、仪表制造等一批大型工厂。

这一段时间，国家也确实是以倾国之力发展航空工业，当时国家向整个国防工业基础建设投资才不到33亿人民币，而航空工业就占了基建投总投资的30%，达到了10.94亿元。

当然，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新中国在航空工业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仿苏制米格—17）在沈阳下线，7月19日试飞成功，而且战机的所有零件全部是新中国自制的。

歼5装配车间

这让新中国一跃成为了全世界仅有的5个能够生产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的国家之一。（美苏英法中）

此时，导弹工业在新中国还属于一片空白。

但是，在航空工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

比如，航空工业的成就还是建立在苏联向新中国提供飞机设计图纸与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进行细致指导的结果。

当时新中国的第一批“航空人”对飞机设计以及制造还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航空科研与设计体系，更没有掌握自行研制并且制造新式飞机的本领。

试飞员吴克明跨进歼-5飞机座舱，准备试飞

甚至可以说以当时新中国整体工业水平而言，确实还不具备真正自行研发与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

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汽车工业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体现；其实航空工业也同样如此。

后来苏联撤走专家后，“沈飞”等机构生产新式飞机成品率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当时国家整体工业水平还比较落后。

也正是因为航空工业的辉煌下面有这样的隐忧，才使得导弹（火箭）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款战略武器的。

钱学森教授

早在歼5试飞成功之前，刚刚回国的钱学森教授在1956年年初，在北京做了多场关于导弹的报告，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甚至掀起了一股“导弹热”。

最终在1956年4月，在张爱萍上将的主持下，“导弹派”与“航空派”进行了关于导弹与航空关系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以徐昌裕为代表的“航空派”主张虽然导弹也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国力和高技术人才有限，应该在飞机生产的基础上搞火箭。

然而钱学森教授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先发展导弹更适合科技发展趋势和新中国的国情。

钱学森认为，导弹虽然是一种新型武器，但攻克导弹与火箭技术其实要比飞机更容易， 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是有人驾驶的，而且要求多次重复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方面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

而新式飞机的这些研发要求对当时新中国整体工业水平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考验。

虽然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有“和稀泥”的嫌疑：“飞机和导弹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我国不大力发展导弹是不对的，完全废弃飞机也是不对的。”

聂荣臻元帅

但是，当会议报告送到对新中国整体工业水平有清醒认知的聂荣臻元帅处时，作为国防军工业总负责人的聂帅在写给更高层领导的报告中表达了对钱学森教授观点的支持，认为新中国确实应该“导弹优先”：

鉴于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科学基础状况、今后的研究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

可以说，聂帅的这份报告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也首次明确将导弹作为航空工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当然，最终拍板决定“导弹优先”的还是毛主席。

1961年7月13日，一份介绍国外军工发展情况的资料里的一句话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现在已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御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

毛主席立即把这份资料转给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且批示：“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比欧美差得很远，国防工业采取什么方针应仔细研究？”

毛主席与聂帅

同年8月20日，聂帅向毛主席提交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了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上，以尖端为主；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中程地地导弹为主，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

毛主席不仅同意了该报告，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

这份报告以及毛主席的批示，为“导弹与飞机谁优先级更高”的争论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

导弹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款战略级兵器。

END

参考资料：

《飞机与导弹在中国国防科技领域战略地位的变迁（1951-1964）》，姜玉平、吕成冬，《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