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原本是喜气洋洋的佳节，可就在这天傍晚，上海愚园路668弄25号的一处豪华公馆里，却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枪响声，公馆主人顿时倒在血泊当中，很快殒命。
随后，杀手扬长而去……
这是一次策划已久的刺杀行动，行刺者是当时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手下号称超级杀手的刘戈青领衔的刺杀8人组；而被杀者，则是当时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箓。
陈箓，1877年生，福建人，早年赴法留学，学成归国后，先是在清政府任修订法律馆纂修、法部主事、外务部郎中等职；辛亥革命后，又在北洋政府历任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外政司司长、外交部次长、代总长、驻法公使等职，是当时北洋政府外交战线的风云人物。
1928年，陈箓卸任驻法公使职务，回到上海，闲赋在家，直到6年后再次出山。
1934年，陈箓重新被国民政府启用，出任外交部顾问和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然而，虽然陈箓被国民政府重新启用了，但所谓的外交部顾问和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却都是一些闲职闲差，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权，这不禁令他大感失望，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对国民政府也逐渐不满了起来。
而这一切，也为陈箓的最终叛变埋下了伏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军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后，深知自己初来乍到，凭着自己人根本就无法收服人心，安稳有序统治管理这些地方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寻找一批骨头软但威望高、能力强的中国人作为代言人代为管理这些地方自然也就势在必行。
在这种认知下，以陈箓为代表的一批人就进入了日军的“法眼”。
最终，在日军的邀请下，“盛情难却”的陈箓终于“勉为其难”，于1938年3月正式投靠日本，出任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甘当日本以华制华策略的马前卒，彻底沦为了一名无耻的汉奸。
不，应该是大汉奸！
自古以来的叛徒，投入新的阵营后，总是会不遗余力地表现一番，只为尽快站稳脚跟，获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捞取更大的利益。
陈箓自然也不能“免俗”。
出任“外交部长”后不久，陈箓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动性”，凭着自己以前在北洋政府任职时的人脉关系，竭尽斡旋之术，极力促成南京伪政府与北平的王克敏伪政府实现合流，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壮大伪政权的力量。
陈箓此举，不论从舆论角度还是对国家主权来说，破坏性无疑都是很大的，因此，他也很快成为了重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9年2月，春节前夕。
随着蒋介石的一声令下，军统方面的刺杀行动很快展开。
本着近水楼台的原则，此次刺杀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军统上海区的头上。
当时，军统上海区区长是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其麾下自然是人才济济，然而，考虑到此次任务非比寻常，王天木还是不敢丝毫大意，经过几番权衡，他最终还是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刘戈青。
刘戈青，出生于福建厦门的台湾人，自小家境殷实，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5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在杭州警校接受训练，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工作，是当时王天木手下最得力精悍的干将，号称是超级杀手。
很显然，王天木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不仅是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
刘戈青受命后，同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迅速挑选精兵强将，组建起了一支由自己任组长的刺杀8人组，并很快就投入到了刺杀行动的部署工作当中。
既然要刺杀，首先就要选择刺杀地点。南京他们自然是不会选的，毕竟那边不是自己的地盘，人生地不熟的，更何况，当时的南京，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别说实施刺杀，就是混进城去，只怕都很困难。
因此，刺杀地点只能是上海！至于原因，除了上海是他们的主场，行动相对方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春节在即，刘戈青通过在南京的内线得知，陈箓将回上海家中过节，而在这样喜庆的节日里，对方的警惕性多少都是会有所松懈的，而这，将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因此，刘戈青等人最终决定，就在春节期间对陈箓在上海实施刺杀！
通过侦查，刘戈青等人了解到，陈箓就住在上海愚园路668弄25号的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对此，即便是精明如刘戈青，也不得不感叹一声，陈箓当真是老狐狸！
为何呢？原因很简单，陈箓所住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安全。
因为这里正处于华界与各国租界的交界处，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也正是这样复杂的环境，导致这里成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带，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卷起巨大纷争，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国际纠纷，谁都不敢在如此敏感的地带上轻举妄动。因此，看似混乱不堪的地方，却恰恰成了最安全的乐土。
很显然，陈箓之所以会选择在这里安家，自然也是看上了这里的安全性。而这也正是陈箓敢明目张胆回上海过节的底气所在。
当然了，陈箓并不傻，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早已惹怒了重庆政府，随时都有可能招致刺杀，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回上海前，他就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时任南京伪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的陈友涛提前回上海替自己打前站，在保证安全后，方才敢回来。
殊不知，从他踏进上海开始，他的一只脚就跨进了鬼门关。
1939年2月18日，大年三十。
这天一大早，陈箓就从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儿子陈友涛，表示自己下午3时将抵达上海北站，要儿子来接。
下午3时，陈箓果然按时抵达上海北站，陈友涛则带着保镖早就在此恭候大驾，为了安全起见，陈箓不敢在车站久留，出站后，很快就在保镖的簇拥下登上了车，径直回了家。
到家后，陈箓一直悬着的心也总算得以松口气，这才放下心来，在一番热闹声中，吃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顿年夜饭。
就在陈箓抵达上海1个小时后，刘戈青也得到了消息。于是立刻通知其余7位成员第二天下午4时准时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商议并安排刺杀行动。
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
虽然刺杀组下午才开会，但刘戈青却丝毫没有时间休整，作为此次刺杀任务的牵头人，很多事情，他必须要在下午4时会合前全部搞定，因此，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上午9时，刘戈青在沧州饭店约见了刺杀组成员、军统特工平福昌，安排对方务必要将早已准备好的武器于下午4时前准时送到沧州饭店。平福昌领命而去。
平福昌刚离开，另一位早就约好的刺杀组成员又如约走进了饭店，这人名叫刘海山，东北人，早前曾在东北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来到上海后，又在租界巡捕房干过，与陈箓家里的东北籍保镖也很熟，消息非常灵通，更为重要的是，刘海山为人一身正气，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走狗，积极支持军统刺杀汉奸特务的行动，刘戈青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是他提供的，比如陈箓家里的地形情况、房间布局等，因此，尽管他并非军统特工，但还是被刘戈青极力邀请参加了此次刺杀行动。
刘海山到达后，刘戈青先是再次向对方核实确认了陈箓家里地形、房间布局等信息，然后二人又商议决定了刺杀时间及具体行动路线。
他们的具体计划是这样的：当天傍晚六、七点钟时分，先解决掉陈家大门守卫，然后进入厨房，再从厨房通道进入客厅，找到陈箓后，将其解决。
下午4时，刺杀组8名成员全部准时到达，他们分别是：刘戈青、刘海山、平福昌、徐国琦、谭宝义、徐治浩、朱山猿、尤品山。
8人坐定后，刘戈青先是分发武器，然后开始安排具体任务：
刘海山、徐志浩负责放风、观察；
平福昌、朱山猿，负责接应、掩护；
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和刘戈青负责进入客厅行刺。
安排就绪后，为掩人耳目，8人分批从沧州饭店撤退，并约定傍晚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集合。
傍晚6时，8人又如约集结会合，此时，天色已暗，天空又下起了雨，因此，寒冷的大街上显得十分凄冷，但反观陈箓家大门口，却又另一番景象，这里人员进进出出，看样子都是来拜年的。
刘戈青见状，并不急于行动，而是招呼大家进了一家酒吧，静待时机。
晚7时许，雨下得更大了，随着刘戈青一声令下，8人穿上雨衣，霍然从酒吧起身，径直朝陈箓家大门口扑去。
行动正式开始！
此时的陈家大门口，只有一名保镖带枪值守，看见刘戈青一行8人来势汹汹，来者不善，顿时有些怯场，心慌意乱之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刘海山制服了。
制服保镖后，按照事先计划，刘海山和徐志浩就守在门口，假扮成警卫，负责放风、观察。
平福昌、朱山猿则用布将保镖的口堵上后，迅速将人拖进庭院，控制了起来，然后一边观察，一边监视。
刘戈青则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和尤品山迅速奔向厨房……
此时的厨房里，陈家仆役们正在忙里忙外，准备着晚餐，突然看见刘戈青等人身着雨衣、手持短枪鱼贯而入，都吓呆了，一时之间谁也不敢动弹，刘戈青见状，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监视厨房里的人，自己则带领徐国琦继续冲向客厅。
此时的陈家客厅，灯火通明，丰盛的晚宴即将安排完毕，陈箓夫妇则正在和来访的客人聊天。
刘戈青和徐国琦见状，迅速拔枪，“啪啪啪、啪啪啪”几声枪响，陈箓顺势倒入血泊之中，很快就殒命，其余人则全部被吓趴在地……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对于其他人，刘戈青并没有痛下杀手，只是对他们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
刘戈青说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中国青年铁血军”。
刺杀成功后，8人迅速撤离，等到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警电话赶来时，他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次日，即2月20日，大年初二。
“外交部长”回家过年，在家中被刺遇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各个角落，各大报社都作为头版头条竞相报道：“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刺杀事件，刘戈青等8人在完成刺杀任务后，不仅全身而退，迅速离开了上海，而且一点线索都没有给警方留下，致使警方根本就无从下手查案。
5个月后，平福昌和谭宝义奉命再次潜入上海，准备谋刺汪精卫时，因事泄被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终于顶不住，这才在当年11月供出了8人刺杀陈箓的情况，而此时，事情都已经过去9个月了，但还是再次作为头版头条登上了新闻。
时隔9个月，陈箓被刺案的详情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一战，刘戈青名扬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