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父亲入党比中共都早，他是幼年开始训练出的红色国际特工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而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中国革命的事业默默耕耘。在东北的绥芬河，有这样一对父子：父亲在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俄共，而他的儿子则从5岁起就开始接受特工训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对父子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父亲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而儿子则成为了共产国际历史上最年轻的特工。在日伪统治下的绥芬河，这位年轻的特工如何在敌后开展情报工作？他又是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红色家庭的革命传承

1901年的深秋，山东平度人赵九龙带着简单的行李，跟随闯关东的商队来到了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在这里，他结识了同乡杨明斋。两人都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而来到这片土地，很快便结为异姓兄弟。

当时的绥芬河是一个新兴的边贸口岸，中俄两国的商人往来频繁。赵九龙和杨明斋经常穿梭于绥芬河与海参崴之间，从事商品贸易。在海参崴，两人接触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杨明斋首先加入了俄共。不久，在杨明斋的引荐下，赵九龙也秘密加入了俄共，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

在绥芬河，赵九龙以商务局的俄语翻译为掩护，暗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文件。他利用商人的身份，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交通网。赵九龙的家成为了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点，他们将革命文献和情报藏在货物中，通过商队运往国内各地。

1920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杨明斋奉命回国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临行前，杨明斋与赵九龙在绥芬河的一家茶馆密谈。两人约定，赵九龙继续留守绥芬河，负责维持与苏联方面的联络渠道。

同年，赵九龙成功当选绥芬河商会会长。这个身份不仅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地与各界人士往来，也为地下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掩护。他将商会办公室设在靠近火车站的位置，方便接应往来的同志。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赵九龄创办了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他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当地颇有声望。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公司的仓库里，经常存放着秘密运送的革命文献和武器弹药。

1926年春天，赵九龄突然患重病。临终前，他将8岁的儿子托付给杨明斋，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革命事业。杨明斋遵照赵九龄的遗愿，将其子送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远东国际儿童学校。

在赵九龄去世后，他的贡献才逐渐被人们所知。通过他建立的交通网络，大量革命文献和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国内。他创办的贸易公司，也为早期党组织的经费筹集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看似普通的商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革命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少年特工的成长历程

1926年深秋，8岁的赵兴东跟随杨明斋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国际儿童学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片桦树林中，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来自各国的革命后代。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赵兴东接受了系统的特工训练。每天清晨5点起床，进行体能训练。除了常规的文化课程外，电报收发、密码破译、伪装术、爆破技术等特工技能都是必修课程。学校还特别重视语言培训，赵兴东在这里精通了俄语、日语和英语。

1930年春天，14岁的赵兴东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演练。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面包店当学徒，任务是观察并记录一位可疑商人的活动。通过一个月的跟踪，赵兴东发现这位商人实际上是日本间谍，为日本军方收集苏联的军事情报。这次成功的演练，让他获得了学校的嘉奖。

1932年，16岁的赵兴东开始参与实际任务。他被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当地的一家中餐馆打工。餐馆成为了情报交换的秘密据点。赵兴东负责接待特殊的＂顾客＂，通过预先约定的暗号识别身份，并完成情报传递。

这期间，赵兴东还掌握了一项特殊技能：利用普通的餐具进行无线电通讯。他将无线电发报机的零件巧妙地藏在茶具中，用倒茶的动作来完成发报。这种独特的方法后来在多次危急情况下派上了用场。

1933年夏天，赵兴东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打入日本在海参崴的情报网络。他装扮成一个想赚快钱的华侨青年，成功取得了日本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信任。通过半年的潜伏，他获取了大量关于日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信息。

1934年初，形势突变。日本特务机关开始在海参崴大肆搜捕地下工作者。赵兴东临危不乱，利用在餐馆工作时学到的技巧，将重要情报藏在腌制的咸菜缸中，成功转移了全部文件。

同年秋天，赵兴东接到组织指令，要他回到出生地绥芬河。在返回前，他在莫斯科接受了最后一次特训：使用新型的微型照相机和隐形墨水。这些装备都被巧妙地改装在他随身携带的文具中。

在这八年的特工培训期间，赵兴东不仅掌握了各种特工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开展秘密工作。他的每一次实战演练和任务都为后来在绥芬河的地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敌后情报站的建立

1934年冬，赵兴东回到绥芬河。利用父亲当年在商界的关系网，他以经商为掩护，开设了一家茶叶店。这家看似普通的店铺，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情报站。

店铺的位置选在绥芬河火车站附近的商业区，既能监视日军的军事调动，又便于接应地下工作者。赵兴东将店内布置得极具特色：进门处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茶叶柜，柜子背后暗藏了一个密室，用于紧急情况下藏匿同志和电台。

为了建立可靠的情报网络，赵兴东首先发展了三名关键的线人：火车站的搬运工、日本军营的中国籍勤务兵、以及当地邮局的一名职员。这三人分别负责收集军事运输、驻军动向和通信情报。

1935年春，赵兴东在茶叶店的地下室安装了一台秘密电台。为了避免被日军的无线电侦测设备发现，他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将发报时间安排在每天早晨4点至5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正是绥芬河火车站最繁忙的时候，机车的噪音可以掩盖电台的信号。

同年夏天，赵兴东成功策反了一名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翻译。这名翻译提供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日军计划在绥芬河至牡丹江铁路沿线修建一系列军事要塞。获得这一情报后，赵兴东立即通过电台将信息传递给了苏联方面。

为了扩大情报网络的覆盖范围，赵兴东又在绥芬河周边的几个重要镇子开设了茶叶店分店。这些分店都由经过严格审查的地下党员经营，成为了延伸到各地的情报触角。

1936年初，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情报站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日本驻绥芬河特务机关的一名高级官员爱上了中国茶，经常光顾赵兴东的茶叶店。赵兴东借机与其拉近关系，不时赠送一些名贵茶叶。这名官员在饮茶闲谈时无意中透露的信息，往往都是极其重要的情报。

为了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赵兴东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暗号系统。他利用不同种类的茶叶代表不同的信息内容，将情报藏在正常的茶叶交易中。例如，一斤碧螺春代表一个师的兵力调动，武夷岩茶则代表要塞工事的具体位置。

到1936年底，这个以茶叶店为掩护的情报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大量关于日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兵力调动、设施建设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去，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

1937年初，日军特务机关开始对绥芬河的商户进行严密排查。一天清晨，三名日本宪兵突然造访茶叶店，要求检查店内账目。就在他们翻查账簿时，密室里正藏着一名受伤的地下党员和一部电台。赵兴东立即端上上好的武夷岩茶，借故说要去库房取茶具，趁机通知密室里的同志通过预先设置的地道撤离。

同年4月，一次更危险的考验来临。一名线人被捕后在刑讯中暴露了情报网络的部分内容。日军特务机关连夜搜查了十几家商铺，其中就包括赵兴东的几家分店。所幸赵兴东提前得到消息，及时销毁了重要文件，并暂时关闭了电台。

1937年夏天，赵兴东遭遇了最惊险的一次行动。他在火车站发现一份日军的绝密文件，记录着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图。为了将这份情报及时传出去，他必须在日军岗哨的眼皮底下完成拍摄。赵兴东装扮成摆地摊的小贩，用藏在草帽里的微型相机，在熙熙攘攘的站台上完成了拍摄。

1938年初，一次意外的相逢几乎暴露了赵兴东的身份。一名曾在海参崴见过他的日本商人来到茶叶店，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在这危急时刻，赵兴东沉着应对，声称自己只是在海参崴打工的穷学生，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茶叶生意。这番解释虽然打消了对方的疑虑，但迫使赵兴东不得不暂时中断了部分情报工作。

1938年深秋，情报站遭遇了最严峻的考验。日军特务机关在绥芬河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代号＂铁网行动＂。整整三天时间，日军逐户搜查，挨家挨户翻找可疑物品。赵兴东临危不乱，将电台设备拆分后藏在茶叶包装中，又将密码本制成茶叶标签贴在茶罐上。当日军特务搜查到茶叶店时，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商铺的正常经营场景。

1939年春，一次偶然的工程施工给情报站带来了严重威胁。市政府在火车站附近修建排水沟，工程队的挖掘位置正好接近地下密道。赵兴东不得不连夜组织人手，将密道改道，并在原有线路上填埋了大量砂石，以防止日后被发现端倪。

这些惊险时刻的背后，是情报员们密切配合的结果。每次危机，都有专人负责望风，有人准备脱身路线，有人负责销毁证据。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性，使得情报站在最危险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即便在日军最严密的监控下，情报网络依然保持着运转，继续为抗日战争提供着重要情报。

五、最后的战斗与牺牲

1940年初，随着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军加强了对绥芬河地区的控制。2月的一个深夜，赵兴东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日军计划在中苏边境部署新式重炮。这个信息必须立即传递出去，但就在发报的关键时刻，日军的无线电侦测车突然出现在茶叶店附近。

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赵兴东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他指示另一个秘密电台在城市另一端发报，吸引日军侦测车离开。这个冒险的计划虽然成功了，但也使得日军开始对城内的无线电活动展开全面调查。

1940年夏，形势更加严峻。日军特务机关在绥芬河成立了专门的反谍查部门，开始对所有商铺进行登记备案。赵兴东不得不将情报站的核心设备转移到郊外的一个废弃矿井中，只在店内保留最基本的联络设施。

9月，一个意外的失误导致了情报网络出现裂痕。一名新加入的线人在传递情报时被日军便衣发现，虽然这名线人没有暴露重要信息，但日军由此获得了部分情报网络的线索。赵兴东被迫暂停了所有分店的情报工作，将网络收缩到最小范围。

1941年春，太平洋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远东地区。3月的一天，赵兴东通过伪装成货运单据的密电获悉：日军即将对绥芬河地区的情报组织进行一次彻底清剿。按照组织规定，他开始着手销毁文件，准备将重要情报人员转移。

4月15日凌晨，就在最后一批人员即将撤离时，日军特务机关突然包围了茶叶店。赵兴东当机立断，启动了店内的紧急销毁装置。在确保同志们通过地道安全撤离后，他独自留下来拖延时间。日军破门而入时，发现的只有一片燃烧的文件残骸。

在随后的审讯中，赵兴东始终保持沉默。日军搜查了茶叶店的每一个角落，但没有发现任何情报站的关键证据。所有的设备、密码本和文件都已经被彻底销毁。就连那个藏有地道的密室，也因为事先的巧妙处理，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储藏间。

1941年5月1日，在确认无法从赵兴东口中得到任何情报后，日军特务机关对他执行了死刑。临刑前，赵兴东用俄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一名在场的俄裔翻译记录下来，后来经证实是一段电台密码，预警了日军即将在远东地区展开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就这样，这个在绥芬河默默工作了近七年的情报站，随着它的建立者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赵兴东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情报网络，其余部分成员最终安全撤离，继续在其他地区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情报站留下的最后一份情报，成为了预测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