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一代不缺名相。稍微熟悉些唐代历史，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狄仁杰、张九龄等一众如雷贯耳的大名便会脱口而出去。李唐一代也有不少名气斐然的君主，李世民、李隆基，乃至封建时代唯一一位女帝武则天，他们的故事至今都为人所津津乐道。

唐代能有如此多大有功绩的君主，又有如此多闻名遐迩的贤相，自然离不开二者的互相成就。只是你或许还不知道，还有一位宰相，虽然在国内没那么有名气，却曾将李唐的国威深深地刻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土地，乃至改写一国的历史。

一、泥沼里爬出的老臣

因为依赖关陇集团而夺取天下，李唐自建立之初就不缺出身名门的官宦。但李唐也有不少长自寒门的名臣。他们或早早参与到李渊的起义队伍，或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当然也有人如刘仁轨一般因为实力过强而被人请去做官。

刘仁轨，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生于隋朝末年的刘仁轨出身平平，家世甚至算得上清寒。而因为战乱，尚无平天下之大志的他选择了继续沉淀，直到天下渐稳。

武德初年，因为帮河南道安抚大臣任瑰修改了一份奏疏，刘仁轨得到任瑰举荐，成为息州参军。刘仁轨本人没有显赫的家世，参军这样的职务也没有多大的晋升空间，因而刘仁轨数年后也不过是做了陈仓县尉，一个同样微不足道的小官。

但正是在此任上，刘仁轨得到了唐太宗的青眼。县尉是主管辖区内治安的官职，比县令还要低一级。可尽管人微言轻，刘仁轨却在三令五申之后按律杖毙了归属军队的折冲都尉。在唐代，死罪往往需要报告皇帝，是不可轻易执行的重罪。而刘仁轨不仅“私自”对人执行了死刑，打的还是军中要员，可谓是罪上加罪。于是仅为一个小小县尉的刘仁轨，就这么得到了面圣的机会。

唐太宗当然是怀着想要看看谁人这么没王法而去见的刘仁轨。可最后，太宗只见到了一个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清官。这让求贤若渴的太宗大喜过望，刘仁轨也就此步步高升。期间他虽因部分朝臣嫉妒而仕途略有波动，但显庆五年（660）朝廷需要出兵平定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时，刘仁轨还是作为都护（后授方州刺史）肩负统军重任。

二、出征朝鲜的老将

在刘仁轨出兵百济这一年，他已经年近六旬。山高路远，去的还是不那么了解的域外别国，刘仁轨的压力可想而知。然困难如斯，刘仁轨却终在朝鲜半岛屡立奇功。

在刘仁轨到达朝鲜之前，唐军其实已经在此地苦战多日。大将苏定方出征高句丽平壤城却不克而还，高宗只能让刘仁轨和另一员大将刘仁愿（雕阴郡大斌县人，匈奴后裔）便宜行事。

刘仁愿自然不愿再战。但刘仁轨坚持伺变以图之，最终借新罗国之手夜袭百济国的真岘城，打通救济新罗国的粮道。百济被逼无奈，进而意图联手高句丽和倭国（日本列岛的国家）继续与李唐抗衡。——结果在刘仁轨的精心筹划下，倭国军队四战四败，损失战船四百余艘，百济国内的反唐势力全部被歼灭。

战后，刘仁轨又全权负责百济国的战后恢复工作。前脚将人武力镇压，后脚又用良策安抚民心，刘仁轨自然而然地在朝鲜半岛有了极高的声誉——李唐更是让新罗、百济、耽罗和倭国四国老老实实地俯首称臣。

三、改写日本历史的名臣

时至今日，日本历史学界都普遍否认日本曾向中国俯首称臣。他们反倒喜欢搬出曾经圣德太子向隋炀帝递交的国书，以其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出天子无恙”来“证明”日本非但未曾向中国俯首称臣，还能与中国平起平坐。

可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谬论——尤其是在刘仁轨面前。作为奉唐高宗之命出征百济的统帅，刘仁轨以百济和倭国的不自量力为契机，给了夜郎自大的倭国致命一击。因而在麟德二年（665）百济战后恢复稳步推进的情况下，刘仁轨又奉高宗之命亲率包括倭国使者在内的东亚四国使者入朝。

作为战败方，倭国在李唐受到礼遇都还得多亏李唐心胸开阔，断然不会是所谓的平起平坐。而根据后来从陕西西安出土的“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倭国之所以能来华朝拜，还是刘仁轨先派出使者团前往倭国，确认倭国由此向李唐俯首称臣，才有了使者入朝觐见一事。

所以说，刘仁轨虽于浩瀚的中国史册中“默默无闻”，却对整个东亚的历史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于日本历史而言，刘仁轨的名声越响亮，日本“引以为傲”的历史就越虚伪。

参考资料：

[1]项晓静.刘仁轨研究三题[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01):62-65+112.

[2]项晓静.刘仁轨朝鲜半岛事迹考述[J].安康学院学报，2008,20(06):76-79.

[3]马云超.日本天皇曾向唐朝皇帝称臣——隐藏在百济人墓志中的历史真相[J].文史天地，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