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方向论战，在如今看来也算是有了最终胜负。

曹德旺在关于中国目前要重点发展实业还是金融服务业的讨论上，明确指出张维迎这代留学归来的学者群体，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西方金融产业体系结构影响的一代人。

产业政策方向判断正确与否，同他们爱不爱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是他们出去留学的时代，刚好是欧美金融服务业大发展，以及实业产业链转移的时代。

因此，他们无论是听到还是看到，甚至学到的东西都是金融服务业这一套的东西。

从过往的资料显示，张维迎的留学经历是从1988年到1994年的这段时间，他先后获得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

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西方金融产业政策推陈出新的时候。

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得欧美国家能够“轻易”利用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国际贸易上大展拳脚，轻松收割他国和本国劳动者的经济成果。

在全球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牢牢掌握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和话语权。

例如1998年的时候，金融大鳄索罗斯一手掀起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各国相应的金融阻击战的发生，这类事态对于国内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如何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方向上，势必会带来分歧。

这也导致了不少早期出国成长起来的中国留学生，对于新金融经济愿景过分肯定和西方产业政策方向的照搬。

林毅夫同样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也有光鲜的留学经历，但为何他的产业政策没有像张维迎那样偏向“自由市场选择”的产业？

张维迎的产业政策和林毅夫产业政策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于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的选择上。

说白了就是资本自由还是自由资本的选择。

而这也是经济实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区别。

很多实业需要强政府去投资、关注和保护才能顺利完成资本自由，而金融服务业则是更强调具有私人干预和选择性干预的自由资本。

这也注定他们在光伏项目和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上的不同看法。

因为这两个领域产业都是属于新生和需要政府大力投资支持的产业，而这对于一向奉行金融自由主义的张维迎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

相应的张维迎这类学者的思路势必是要提出消费促进经济发展，而林毅夫则是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如果没有劳动力水平提高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可持续吗？”

林毅夫再游过来之前，他是身处台湾经济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而台湾后续的产业选择也是向产业上游高价值链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等高科技实业方向发展，并没有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

换句话说，台湾正是不断吸收西方制造业的转移而快速起飞的。

而这些亲身经历，给林毅夫的学术成长理念带来要投资高科技实业和“扎实发展”的判断。

当然，中国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就是要摆脱国际石油能源巨头的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