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北平、天津、上海陆续获得解放时，国民党旧政权在当地的末任市长分别是刘瑶章、杜建时、赵祖康。

这三人面对新中国做出了怎样选择，后来的结局如何？

实际上，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围城时的政治态度，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道路和命运。

不妨看看盘点：

刘瑶章

国民党北平市的末任市长刘瑶章是河北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指导处处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8年6月就任北平市市长。

1949年1月，当傅作义将军宣布和平起义时，刘瑶章选择了赞同和追随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将军被任命为国家水利部部长，毛主席为支持傅作义将军工作，指示说：“凡是傅部长提名的人，我们都要用。”

傅作义被中共领袖的真诚所感动，很快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参与水利部领导工作。他推荐的一位是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家张含英，另一位就是旧北平市长刘瑶章。

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当上了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刘瑶章不仅为和平解放北平和北平市政权的顺利移交做出过贡献。在新中国政府机构工作也表现很好。后来历任水利部参事、水利部顾问等职。是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监察委员。

抗美援朝时，他积极报名参加，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入朝参战，因功受到奖励。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30年，积极参政议政，向港、澳、台和国外亲友宣传祖国现代化建设成就，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进行了不懈努力。

刘瑶章1993年逝世于北京。

赵祖康

赵祖康是著名的公路建设专家、市政规划专家，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公路事业奠基人，享有“詹天佑铁路，茅以升桥梁，赵祖康公路”美誉。

他是上海松江人，1900年出生，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后，曾在韶赣国道、广东建设厅公路处和广西梧州工务局任职，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进修道路和市政工程，并在纽约州公路处任实习工程师。

在留学回国后，他为中国道路标准、车牌标准、全国公路规划制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抗战期间，任民国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战时运输顾问。他曾主持修建了中国西北、西南大后方三条主要公路干线，并参与开辟战时主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在上海市担任工务局局长，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之际，国民党的上海上海市长陈良逃跑前，临时委托赵祖康代理上海市市长一职。

赵祖康本来也有机会逃离，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政策影响下，毅然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在此期间，他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积极主动维护城市社会治安、恢复交通秩序、确保市政部门的档案财产免遭破坏，并协助解放军军管会顺利接管城市，在历史中留下了闪光的亮点。

上海解放后，赵祖康历任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

1954年之后，他曾先后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八、第九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至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第五届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12月，被增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87年被推为第八届民革上海市委会名誉主任委员，第七届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

早在1957年1月，赵祖康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直至1967年2月。此后在1979年12月，上海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再次被任命为副市长至1983年4月卸任。成为唯一一位间隔十余年两次担任副市长的党外人士。

1989年赵祖康90寿辰时，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曾亲往祝贺，称他为“年高德劭，功在上海”。

赵祖康1995年因病逝世。

杜建时

提起杜建时，很多人可能在特赦战犯的故事中见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曾是国民党天津市末任市长、被特赦战犯之一。

的确，杜建时在国民党内担任过一些重要角色，曾任中央军校江西分校主任、第九战区高级参谋、南京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等职位，颇深受蒋介石赏识。

1906年出生的杜建时，是天津武清人。先后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预科、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1926年起投入东北军，当过炮兵教导团连附、连长、营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撤往关内。蒋介石在南京创办陆军大学，面向全国招生，赵祖康进入陆军大学学习，后赴美国学习军事。

抗战时期，美军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访华时，他是蒋介石随从翻译，还参加过多次中美英最高层会谈。1945年夏，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10月任天津市市长。

任天津市市长期间，他先后接应国民党第一军、第六军、第四十九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军等通过海路在秦皇岛、葫芦岛登陆，开往东北打内战。他还筹集地方财力，构建大型稠堡1000多个，小型稠堡群500多个以及其他城防工事，准备抵抗解放军进攻。

平津战役前夕的一天，杜建时老友李烛尘来访，动员他向解放军投降。杜建时顽固地说：“我受国民党和蒋介石多年栽培，不能忘恩负义，我又是军人，军人是不能投降的。但可以尽最大努力，将天津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据说蒋介石也曾通知杜建时可以离津，并两次派飞机来接他，杜都让飞机空返。

天津解放前夕，杜建时以市长的职权，有效保护了一些工厂以及政府档案等资料···。

1949年1月14日，四野刘亚楼将军指挥解放军部队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过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天津城防中将司令陈长捷也当了俘虏。

就在陈长捷、秋宗鼎、刘云瀚、林伟俦将领被俘时，杜建时带着天津市府的大印和名册，来到解放军军管会投诚。

但杜建时也作为要犯被关押在保定监狱，七年后移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期间，他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接收新思想，世界观发生了改变。1961年12月被特赦释放。

他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文史专员、军事组成员、第六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还曾担任政协港澳台工作组负责人，在香港回归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1989年11月，杜建时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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