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抗战后，上海沦陷初期，各股势力在沪明争暗斗，抵抗运动也极为活跃，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大标志是：1938年夏天上海大暴动；持续不断的城乡抗日游击战；以及持续不断的地下锄奸行动。

上海沦陷近一年，但日本仍然达不到控制上海的目的，彼时上海局势虽乱，但上海依然是中国人的上海，围绕上海的中日之战究竟谁胜谁负，还远远未成定局。

1938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周年两个纪念日，上海曾发生两次大暴动，规模声势之浩大，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两次暴动，上海罢工罢市，几近停转，各街道，各水道一直延伸到郊区县镇，到处都在发生暴动，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武装力量，到处拦截伏击日军和汉奸，日本机构、日资企业、日军车船，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当年，七七事变纪念日，由军统控制的地下武装，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分六路打击日本的部队机关和工厂商铺。

第一路进攻日军纱厂和日本海军留守处。

第二路进攻上海火车站，日本人扎堆的北四川路和锡金公所。

第三路进攻外滩、仁纪路、外白渡路，海宁路，阿拉伯司脱路。

第四路进攻水上饭店、正金台湾银行。

第五路引导沪西工人散发传单。

第六路进攻虹桥机场，丰田纱厂，造船厂、渡口、徐家汇及沪杭公路。

总之，哪里有日本人，哪里就有暴动，这场暴动有组织有预谋，行动之快，让日本人有些出其不意，所有目标均是关键机要之处，对日本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暴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一边方休，一边又起。

尤其是八一三纪念日的暴动，日本人心有余悸，已经早有提防。

1938年8月8日，伪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长卢英就发文批准在上海实行戒严宵禁，足可见日伪对暴动的惶恐。

卢英，是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和汉奸，此人原是巡捕房侦缉，上海沦陷，他便飞速附日当汉奸，一番跪舔，舔得一个伪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长，充当日本侵略军的打手，镇压抗日活动。

可是，戒严宵禁一点也没起到作用。

1938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大暴动如期发生，这一次，也是罢市加针对日本军警人员和机构的袭击，行动范围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的虹口、杨浦等地区及军事要地，特别是攻占了上海虹桥机场这样重要的战略据点。由于七七暴动后，各行动组及时收缩而没遭受损失，机构依然健全，这次暴动的行动方式与前次基本相同。

两次大暴动，固然达到了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

在日本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禁止抗日人员利用租界行动，凡中国人被搜查出武器，就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这给此后中国军民在租界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暴动之后，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战争。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22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

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持续不断的城乡抗日游击战，一度让日本人头疼不已。

此外，就是持续不断的锄奸行动了。

军统特工与帮会、工会及其他抗日团体混合组成的行动小组，穿街走巷，随时对汉奸变节分子实施清除。

而这系列活动是从制止日本人拼凑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开始的，第一个被制裁的就是陆伯鸿。

陆伯鸿生于1875年，上海南市人，是上海实业家和慈善家。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制造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按日内瓦公约规定，日本占领军有全部义务解决留在被占领区的难民问题。可是，陆伯鸿却把它当作与日本侵略军勾结的机会，他以慈善为名，利用中国人的捐款来替日本人消弭罪过。他主动和日军接触，同意就任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代替日本人维持南市地方秩序，成了实际上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南市的傀儡。

军统方面对其屡次劝戒，但陆一意孤行，最终被军统制裁。

第二个被行动组盯上的是拟任伪上海两特区法院汉奸院长的范罡。

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他当律师十多年来，是专门为强盗作无罪辩护的，为此捞得许多钱财。图财便也罢了，此人心中更是没有半点家国道义，上海沦陷后，这厮竟然跳着要当日军控制下的伪上海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因此被军统特工枪杀。

暗杀随时在发生，行动组锄奸行动让无数国人心头一振。

1938年10月17日，文化汉奸余大雄为日本人作翻译，被人用斧头砍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

此外，被制裁的还有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日本翻译官郑月波......

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当时，日军特务部建立了一个汉奸恐怖组织，称作为“黄道会”。

黄道会专门从事屠杀无辜平民和抗日志士，以其手段极端残忍而臭名昭著，总部设在新雅饭店，也即是当时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日伪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号的前任孽胎兄长。

黄道会会长，是常玉清，此人原是青帮通字辈，有“江北杜月笙”之称，是个无恶不作的大流氓，黄道会成立后，他抱紧日本人的大腿，专门替日本人杀人，黄道会内，众杀手被分配杀人任务，暗杀人业绩区分等级，杀人最多薪酬也最多。

军统锄奸行动中，黄道会就是他们最棘手的敌人。

但好在，黄道会为恶太多，树敌不少，最终迫于压力被租界当局捣毁。

锄奸行动仍在继续，日本人头疼不已，但又没有应付之法，只好盲目报复，大肆滥杀无辜，当时每有锄奸行动，日军便会立刻处决大批无辜人民，残暴手段让人震惊，恐怖气氛被渲染到了极致。

日本人乱捕乱杀的报复，从市区延伸到郊县，据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从1938年起，日军在崇明的沈家镇、庙港、南星镇、新安镇、永安镇、猛将镇、三光庙等地皆有规模不小的扫荡。

疯狂的报复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舆论的猛烈反击，以及中国人进一步的愤怒和反抗。

坐镇上海的土肥原早已看出日本的报复招数无法应付上海军民的锄奸运动，当时的日军特务，对本地情况了解甚少，针对军统的行动，也是双眼抹黑，不知从何下手。

但土肥原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此前，他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建立伪政府的计划宣告失败，但是，他可以建立一个特务机构，笼络汉奸，达到“让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目的。

1939年初，土肥原着手筹备建立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但，特务头子的人选迟迟没有敲定，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他引荐了两个人，即李士群和丁默邨。

于是，魔窟七十六号很快面世，伴随着汪精卫粉墨登场，一场场激烈而血腥的特工战，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