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末，春城昆明鲜见的蒙上一层浓雾，雾气弥漫之间，国内时局也更加扑朔迷离。
这一年，汪精卫正筹备着响应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和平运动”，企图投降谋和，公然与“抗战救国”的主流思想相对抗。
此年中旬，受汪精卫一众鼓动，云南省主席龙云和四川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降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川、滇、黔三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
一时之间，投降之论甚嚣尘上。
汪精卫筹划的“和平运动”共分五个阶段：
一、汪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不要领土和赔款，两年内撤军并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以个人身份响应“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通电响应，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方面承认新政府，并与之和平谈判，日军回撤，并将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和平。
以和平之名，行卖国之实，不管如何粉饰，汪精卫此举，就是秘密勾结敌国，以分裂东北、内蒙、上海及华北地区为代价，谋和平是假，叛国才是真。
因此，重庆方面对此格外关注，时刻监视着汪精卫动向。
但没想到，狡诈的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由，躲开了监视，在昆明暂留几天之后，他踏上了飞往河内的飞机。
1938年 12 月 19 日，隆冬，春城昆明依然暖意融融。
这天清晨，昆明机场守卫森严，一架欧亚航空的专机正严阵以待，看的出来，一位大人物即将登场。
不久，一旁的守卫开始忙作一团，一队警戒迅速在飞机前排开，一辆黑色轿车急速驶来，在机舱前停下，从车里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人身披黑色风衣，戴着墨镜，身旁跟着一位女士。
二人正是汪精卫和陈璧君。
一行人未作停留，他们迅速登上飞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时间后，冲入云霄，直向南飞去。
这时的汪精卫，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接过一杯咖啡，他摘下眼镜，长嘘一声。
此行一去，便绝无退路，汪精卫已经做好了打算。
从他逃到昆明登上去往越南的飞机时，他已然已经选择与蒋彻底决裂，不惜背上汉奸的骂名。
按照计划，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会发表声明，而汪则需要发电响应，公开宣布与重庆决裂，即宣布卖国投降的事实。
历史上，将汪精卫的这份电报申明，称之为《艳电》。
这个称呼很有意思，之所以叫《艳电》，是因为发电报时为了节省字数，采取韵目代日的表示法。二十九日用“艳”来代写。比如，原本电文末了本应写成“兆铭二十九日”发电报时写成“兆铭艳”。
对于汪精卫的异动，重庆方面早有预料，对于汪精卫此前笼络的一些人，也因为重庆方面的活动，大都迷途知返，包括云南主席龙云等。
汪精卫没有预料到，《艳电》发表后，并没如他设想那般，各地云集响应，反而招致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
不管他如何粉饰，卖国贼的骂名都算是坐实了。
汪精卫得不偿失，不仅在国内陷入孤立境地，哪怕是此前支持他的日本人也因为近卫内阁倒台，而将他冷落在一边。
身处河内的汪精卫，无异于丧家之犬，他后来也在日记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是不能忘却的。
而重庆这一边，也迅速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并下令“严缉惩办汉奸”。
多年与汪精卫打交道，这次居然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走，蒋不甘心，觉得脸上无光，于是想出一招，就像从前一样，拿点好处先把汪精卫哄回来再说。
可是，他还是低估了汪精卫的决心。
汪精卫一直想独掌政权，如今好不容易得来这样一个机会，他冒着杀身之险才逃出重庆，如今又岂肯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半途而废？
重庆派去的特使，好几次谈判都以失败告终。
于是，一道杀令发布，戴笠领命，亲赴河内，制裁汪精卫。
一场史无前例的“杀手千里大奔袭”，发生了。
当月中旬，戴笠化名何永年取得护照，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秘密联络点，同行的还有陈恭澍、余乐醒、王鲁翘等。
为打开局面，戴笠单身一人去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
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
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虽不是闽粤人，但在当地却颇有影响力，手眼通天，他不仅和法国在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从上流社会到普通者百姓，对他都尤为敬重。
汪精卫怎么说也是前国民政府副主席，虽然投敌意向已表明，但其地位依然举足轻重，针对他的行动，自然非同寻常。
安排好一切后，戴笠吩咐陈恭澍暗中潜伏，不可妄动，便又回到香港。
不几日，戴笠又电令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分批办好手续前往河内，十多号杀手千里奔袭，齐聚河内，这阵仗，就连陈恭澍都吃了一惊。
如此周密计划，但针对汪精卫的行动迟迟没有进行，众人在河内每日暗访，反复讨论行动计划，但始终没有等来一声令下。
此时，重庆方面，还未下定决心对汪精卫展开行动，而是将目标先锁定在其他人身上，想要来一个声东击西，杀鸡儆猴。
军统锁定的目标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为汪精卫发表《艳电》的亲信林伯生，还有一个则是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
两人相继被杀，身在河内的汪精卫开始慌了，便急忙迁居到人口稠密的河内中心高朗街27号。
高朗街27号是一栋法式小花园洋房，原为朱培德公馆，虽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
汪精卫害怕遭到中国义民的袭击，就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法国当局派人站岗，日夜守卫。
余乐醒、陈恭澍和王鲁翘等人亲自侦察，并对之实施全面监控。多日的监视，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陈恭澍等截获了一封汪精卫企图策反龙云的密函。
函件敦促龙云表态拥护汪精卫，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
也许，重庆方面迟迟不动汪精卫，在等的就是这样一个铁证，一个汪精卫投敌叛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铁证。
有了铁证，重庆方面给汪精卫下了最后一次通牒。
但汪精卫，是准备一条路走到黑了。
于是，筹划已久的刺汪行动，收到了命令，得到消息的众杀手，瞬间来了精神，都想抢这个天大的头功，遂纷纷投入紧张的准备中。
戴笠亲自到河内检查刺汪的各项准备工作。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众人已经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其后门道路复杂，巷道纵横，于是对暗杀后撤离路线进行规划。同时，他们推断，顶层朝北较大的一室应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
是的，他们只是推断，并无明确的位置信息，凭着这一点推断，戴笠命令众人，等待机会，必要一击而中。
等待，是一个紧张而又难耐的过程。
等待期间，余乐醒意图通过“软性行动”解决汪精卫，所谓“软性行动”则是通过毒杀等间接方式，避免刀枪等大动静，悄无声息的完成任务。
于是，行动组做了两次尝试。
一次是给汪精卫每天必吃的面包中下毒，但不巧，汪精卫当天并未吃，毒杀行动失败。
第二次，汪精卫住处水电有故障，戴笠派人冒充水电工，随身带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侍从在检查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行动再次失败。
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行动组策划已久的行动，就是夜闯汪宅，枪杀汪逆。
按照部署，小组共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负责接应，另外两人游走院外处理应变，王鲁翘带队从后门摸入房内进行暗杀。
夜风阵阵，吹得树叶哗啦哗啦地响，昏暗的月光将树影照在了门上，摇摆不定。
几名杀手毫不含糊，翻墙夜潜，连串动作行云流水，配合默契，不出一会，一队人马就已经潜入到房子内。一楼留两人警戒，王鲁翘带人冲上二楼直奔三楼，王鲁翘继续上楼，不料与一个人迎面撞上，几声枪响划破了安静。
王鲁翘连忙加快脚步，径直向最北的那间屋子跑去，门很牢固，紧紧锁着，他连撞几次都没有动静，于是拿起斧头一阵乱劈，可房门依然无法打开，透过劈缝，王鲁翘看到屋内台灯亮着，床下趴着一个男人，虽然看不清脸，但王鲁翘断定，那必然就是汪精卫。
王鲁翘也不迟疑，他举枪便射。一连三枪，颗颗子弹都穿入那人腰背。床下面传出一声闷哼，眼见那人的衣裤上渗出一大片鲜血。王鲁翘直起身来，树影照在脸上，阴森森的，极为恐怖。
杀手们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
此时，楼外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救援其余战友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
陈恭澍也没想太多，长吐一口气，两个月来，他从未如此轻松过。
欣喜的劲儿还未过去，天色刚亮，陈恭澍便接到许年曾电话，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陈恭澍瞬间一怔，犹如万丈高楼失脚，万般不甘涌上心头，如此周密部署，却还是失败了。
原来当晚，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四间卧室，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曾仲鸣夫妇临时留住大客厅。因为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刚从香港来，本在外住宾馆。因传说汪精卫夫妇白天受刺客汽车骚扰，曾仲鸣夫妇特来问候，从而留住27号，结果代替汪夫妇挨子弹。
让人唏嘘的是，这曾仲鸣本是来自革命家庭，夫妻俩更是行善之人，此时的两人，还够不上汉奸的罪名，与汪精卫夫妻交好，也仅限于私情，却无意，成了卖国贼的替死鬼。
曾仲鸣命丧河内，让汪精卫犹如当头棒喝，他公开发表文章，斥责此次刺杀行动，另一边，加快了组织政权得步伐。
河内也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戴笠自知再无刺汪良机，于是撤回了行动组。
重庆方面则更是鞭长莫及，眼睁睁看着汪精卫养精蓄锐，绝地反击，回到了上海。
卷土重来的汪精卫，抱紧了日本人的大腿，誓要在上海，掀起一场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