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是发生在明朝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会试后的一件大事，一桩奇事，一则丑事。说它大，是因为一次北方落第举子的骚乱，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南北方人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亲自出马才搞定；说它奇，是因为此科出现了两榜，初榜公布的五十二人全是南方人，而次榜六十一人则是清一色的北方人；说它丑，是因为朱元璋再次施展残酷手段，借机铲除反对势力，制造了二十余名考官被凌迟处死的血腥惨案。

按理说，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礼部的事情，可身居皇位、日理万机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如此不顾身份、兴师动众、大动肝火、大杀考官呢?一者，朱元璋从大局出发，想通过此举收服北方士子之心。二者，考官们没有领会皇帝的意图，引起了朱元璋对他们的猜忌。三者，朱元璋借机铲除反对势力，实行文化专制。

明初，北方士子受到战乱的影响，一直观望徘徊，迟迟不愿依附明朝，用科举制度收服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由于各地区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朱元璋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

朱元璋的这一思路是清晰的，是正确的，是明智的，但偏偏众人都不买他的账。他先是要求主考官刘三吾搞搞平衡，增加入围名额，选几个北方举子上榜，结果遭到了刘三吾的一口拒绝。接着，他命侍读张信等人主持考卷复审，希望能选上几个有才华的北方人，但让朱元璋大跌眼镜的是，复审结果与初审结果完全一致，北方人再次全体名落孙山。张信等人不能体会朱元璋的用心，我行我素，使皇帝很受伤，很窝火，很没面子，朱元璋这才决定亲自出马，亲自主持试卷第三次审阅。

不论是刘三吾还是张信，都是严格按照朝廷科举考试的规定，以文章的优劣选拔人才，但朱元璋却认为张信和刘三吾串通欺君，交由刑部严肃查处。刑部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好以他们“为胡惟庸鸣冤，反叛朝廷”的罪名交差，于是刘三吾、张信等人转眼变成了八竿子抡不着的“蓝玉余党”。朱元璋明知罪名无中生有，仍将张信、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发往边疆充军。就连南榜的第一名宋琮、第二名陈安也一个被充军发配，一个被处死。至此，这一举国公案才彻底了结。

“南北榜案”，发生于洪武朝长达十三年之久的文字狱刚刚结束之后不久，是朱元璋采取极端措施，打击廷臣的反对势力，实行文化专制和高压政治的继续。这一案件，既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朱元璋是草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对他来说，插手“南北榜案”，用几十个人的脑袋换取北方人心，换取政局稳定，换取天下太平，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况且他杀的那些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目光短浅、迂腐顽固的南方考官，这更能换取北方士子对他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此次事件，倒开了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从统计来看，其实在“南北榜案”之前的一甲三名和会元几乎都是南方人，只有洪武27年甲戌科榜眼景清是甘肃正宁人。只是到了洪武30年丁丑科时，这种情形尤为极端——取录51名均为南方人，这自然会引起北方学子的不满。即使通观南北榜之后的统计结果来看，依然还是以南方人居多，尤以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为多。以建文二年庚辰科（1400)为例，该科共取进士110人，其中状元胡靖（即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均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连二甲第一名吴博、第三名朱塔也都是江西人，在前6名中江西人占了5名，吴溥还是会元。再以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为例，该科共取进士472人，其中状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七名，而杨相又是会元。这两件事情可算是科举中的奇迹，而且还是连续的两科，当时震惊全国，故时人概括说：“朝士半江西，吉水多翰林”。

当然，在明代前三朝的科举中，经常因为一些不可预知的特殊因素而决定科甲荣衔，其中有不少考生是在最后关头与状元头衔失之交臂的，十分可惜，而其原因可谓无奇不有，譬如貌陋、名讳、骄矜、弊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