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拥有四大主力野战军，三野的前身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军改之后，才有了三野的番号。华东野战军又被称为“陈粟大军”，主要首长是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但这支部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47年1月由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合并而来。老山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就是陈毅，政治委员是黎玉同志。

47年华东野战军建立时，原山东部队的兵力，要比华中部队多得多。粟裕战术水平高，但所部长期在苏皖作战，离南京太近了，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战斗减员难以及时补充。华中野战军的后勤保障力量，不像山东根据地基础那么好。

但其实陈老总作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对山东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影响比较有限：他是抗战胜利后，才被军委从新四军调到山东的，时间很仓促；陈毅接替的是罗荣桓的位置，罗帅则奉命调动大批山东官兵北上，配合林总迅速打开东北局面。

即便输送给东北战区近9万精锐部队，山东根据地还是留了比较充沛的兵员，供陈老总调遣使用。虽然陈毅也带来了新四军部队，但要说山东部队的良好基础，首先还是要归功于军政全能的罗荣桓。而除了罗荣桓之外，全面抗战时期对山东征兵、后勤保障工作贡献最大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黎玉。

黎玉同志的军政经历，可以说非常充实而曲折。或许有的干部生涯特点是高开低走、有的是低开高走，黎玉则不同：他在军队起步比较低，但中段作用和贡献非常大、地位也高，后来却又突然陷入了低谷。这种生涯特点，是很罕见的。

跟大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不同，严格来说黎玉就不是“武人”出身。他是山西崞县人，读过大学、文化水平很高。黎玉没有参加过红军队伍和万里长征，快到抗战全面爆发时，他才被组织派到山东，跟军队一线产生联系。此前黎玉一直在华北从事地下工作、搞学运和工运为主，虽有成绩但不具备军事资历，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干部。

然而既有学问又有实践的黎玉，前往山东后当即打开了新局面，令中央极为欣喜：作为山东省委书记，他不光重建了当地党组织，还充分发动群众，大规模征兵抗日。到1938年底，黎玉发展的山东地方武装超过5万人，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是我党在山东领导的主要军事力量。

要知道1939年罗荣桓、陈光带着115师正规军进入山东时，队伍还不到1万人，就数量而言远不及黎玉组建的部队。为什么黎玉干得这么好？他懂经济、也懂民心，通过土地政策和高效的宣传工作，激发抗日热情，引导根据地百姓热烈拥护我党，愿意把年轻人送来当兵。

黎玉是很厉害的。这么大的成绩，组织当然看在眼里，对黎玉委以重任。无论在徐向前执掌山东时期，还是朱瑞、罗荣桓负责，黎玉的个人职务都很高。他虽然不直接带兵打仗，但能力、威信和群众基础，都不是一般“外来干部”能比的，对山东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巨大能量。

所以罗荣桓被调离，陈老总来了以后，黎玉被中央点名跟陈毅搭班子，一个当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一个出任政委，成了军政搭档。陈老总初来乍到，很多方面都需要黎玉支持。

山野政委是什么军内地位呢？从职级上看，在野战军内与陈毅平起平坐，并且根据组织原则，政委是“下最后决心”的人。当然，论军内履历和实际地位，还是陈毅更突出一些：他当时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黎玉在军区只是副政委。

可以拿黎玉在山野的两个直接下属，来对比一下，就更加直观了：在山东野战军司令部中，参谋长是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则由唐亮担任。这两位在军队里很了不得，建国之后均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所以黎玉是什么地位呢？一目了然。

这样看来，黎玉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职务，还是非常突出的。严格来说，后来的粟裕都只是陈毅的下属，而非对等的搭档。但也正是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黎玉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

陈毅与黎玉合作期间，有过磕绊但不严重，属于正常范畴；但饶漱石负责华东整体工作，他对黎玉相当不满意，认为黎玉不服从领导。特别是针对后者在农村工作时的措施，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定性为“富农路线”，开大会进行批判。

黎玉了解山东根据地、体恤民情，在土改问题上讲究循序渐进。由于他本人也曾是富农出身，这让一些人感到很敏感，有意无意进行扩大化的解读，把内部斗争矛头对准了黎玉。干部的工作失误，一旦上升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就很难转圜了，往往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黎玉擅长抓经济工作，但跟饶漱石思路不符，加上在山东干了多年，被怀疑有地方主义和山头倾向，因此在1947年后被整得很厉害。要说“山头”，在山东还真是有不少同志向着黎玉的，因为黎玉过往的成绩太显著了。大家对他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甚至建议他绕过山东局、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

按照黎玉之前的贡献和党内地位，其实即便给中央写信沟通一下，也并不过分。但黎玉原则性很强，不接受越级上报的建议。他还指出战争形势依然严峻，华野部队在47年下半年打了一些败仗，这时候需要团结而不是争辩，所以黎玉决定忍下来，并违心做出了检讨。

他非常注重队伍大局，这一点体现出了党性和个人修养。此后战争形势好转了，国民党军在江北的主力部队被华野、中野歼灭殆尽，49年陈粟大军顺利打过长江。可黎玉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到上海之后，一度只担任劳动工资处长职务，负责审核工资，十分屈才。黎玉的处境令人唏嘘，老战友们大多认为不公平。

时移世易。建国后相关高级干部出了严重问题，黎玉的情况则慢慢好了一些，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最高时在北京担任第1、第8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等职务。但距离他此前的巅峰期，差距还是不小。

职务事小、名誉事大，后者才是黎玉最关心的。经过申诉和调查，直到1986年病逝前不久，他的“历史问题”得到完全平反，解放战争中对黎玉的批判被证明是错误的、过火的。不管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是一件好事，总算解开了几十年来的心结，走得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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