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粉碎东波美拉尼亚敌人的任务，正是交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完成的。
但是，该方面军的兵力十分不足，2月10日开始的进攻发展非常缓慢，10天的时间，只推进了50-70公里。
与此同时，德军却在希塔尔加德以南地域实施了反突击，迫使我军后退，敌人向南推进了约12公里。
最高统帅部在判断了当时的形势后，决定动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参加肃清当时总数已达40个师的东波美拉尼亚希特勒军队。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两个方面军共同粉碎敌东波美拉尼亚集团的作战，直到3月底才结束，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仗。
崔可夫认为:
在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能够派出8-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3-4个坦克集团军，对柏林实施进攻。
对这一说法，我同样不能同意。
2月初，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8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中，留在柏林方向的只有4个不完整的集团军，即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及第69和第33集团军。近卫第8和第69两集团军各有1个军在进行争夺波兹南的战斗。
方面军的其他兵力曾不得不转向东波美拉尼亚方面以粉碎该地的敌军集团。
至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则在2月8日至24日期间，它正在实施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西北的进攻战役，它的主力（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第2空军集团军）都参加了这一战役，敌人也向该处调集了大批兵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4 年 4 月，一个苏联突击小组正在夺取敌人占据的建筑物。 图片来自网络
在进攻17天之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兵团推进了100公里，前出到了尼斯河。但是，强渡该河和向西发展进攻的企图未能胜利实现，方面军部队在该河东岸转入了防御。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过程中，我军曾遭受重大伤亡。
2月1日，我方面军各步兵师的平均人数为5,500人左右，而近卫第8集团军各步兵师的人数则在3,800至4,800人之间。两个坦克集团军有坦克740辆，各坦克旅的平均坦克数为40辆，而其中的许多坦克旅甚至每个旅只有15-20辆坦克，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时也处于相同的情况。
除此而外，远在方面军后方的要塞城市波兹南仍在敌人手中，崔可夫本人指挥的部队直到2月23日尚未能将其攻克。
最后，也不能忘记有关部队物资保障的问题，这些部队在进攻的20天时间里向前推进了500多公里，在如此高速度前进的情况下，后勤单位自然掉在了后面，使得部队在物资器材、特别是在燃料方面感到不足，空军航空兵也未能转移基地，因为，当时所有野战机场都被雨水冲坏。
崔可夫没有分析在这种条件下后勤工作的整个复杂性，就写道：
“倘若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能很好地组织供应并能把必要数量的弹药、燃料和粮食及时送达奥得河，倘若航空兵能按时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机场上，而舟桥部队又能保障部队渡过奥得河，则我军的4个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就能在2月初进一步展开对柏林的进攻，再推进80-100公里，并从行进间攻克德国首都以结束这一规模巨大的战役。”
在讨论如此重大问题时，使用这么多的“倘若”，即使对回忆录作者来说，也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而且，崔可夫所承认的下述事实，即供应紊乱，航空兵和舟桥部队掉在后面，本身就足以说明，在类似条件下要对柏林实行决定性进攻，纯粹是冒险。
因此，不论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或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1945年2月都不能进行柏林战役。
崔可夫还写道：
“2月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科尔帕克奇、卡图科夫、波格丹诺夫和我到第69集团军司令部开会。他本人也到了会。
正当我们坐下来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时，高频电话机的铃声响了起来，我坐在紧跟前，对电话交谈听得很清。
这是斯大林打来的电话。他问朱可夫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元帅回答说，他正把各集团军司令员召集在科尔帕克奇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同他们一起研究进攻柏林的计划。
斯大林听完报告后，忽然（据我看，对方面军司令员来说是异常突然地）要求停止上述计划工作，而要我们着手准备粉碎波美拉尼亚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战役。”
然而，2月4日在第69集团军司令部并未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因此，我也未曾象崔可夫所描写的那样用高频电话同斯大林谈过话。
2月4-5日，我是在第61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这个集团军正展开在方面军右翼，在波美拉尼亚，以对敌波美拉尼亚集团作战。
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也不可能参加这一虚构出来的会议，因为，他遵照方面军2月2日下达的第00244号指令，从2月3日晨便开始变更集团军的部署，将部队从奥得河转移到弗里德贝格—别尔林亨—兰茨贝格地域。
1945 年 1 月至 2 月，在解放克拉科夫的战斗中，苏联士兵用马克西姆机枪向维斯瓦河上被毁的桥梁开火。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波格丹诺夫将军同样不可能参加这一会议，因为，他当时正在生病，由拉济耶夫斯基将军代理集团军司令员职务，就连崔可夫本人2月3日也还在波兹南市，他曾从该处向我报告争夺这一要塞和城市的战斗进程。
看来，崔可夫也太健忘了吧。
还必须指出的是，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只有50％的兵团到达了奥得河，其他的兵力在2月23日前还在为争夺波兹南而战斗。
当方面军将部分兵力调向波美拉尼亚以后，在奥得河只留下了三个半集团军，而柏林方向的情况从2月初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2月2日和3日，德军航空兵连续地轰炸了奥得河登陆场上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的战斗队形，两天内，敌航空兵起飞了5,000多架次，使第5突击集团军遭受到严重伤亡。
敌人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消除屈斯特林地域的登陆场，这里开始出现从其他战场新调来的敌军部队。
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请求我航空兵加强活动，然而，由于天候不佳，我航空兵未能实施积极的突击。
下面，是我给第5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一份电报，从这份电报中不难获得有关当时具体情况的印象：
第5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第5突击集团军各军长、师长。
第5突击集团军担负着重大任务，即固守并扩大奥得河西岸登陆场，最低限度要把它的正面增大到20公里，纵深增大到10-12公里。
我请求你们大家理解自己在完成这一任务中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希望你们向所属人员说明这一点，要求部队表现出特殊英勇顽强的精神。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用航空兵来帮助你们，因为所有的机场都被雨水泡坏，飞机不能起飞。敌机是从有混凝土跑道的柏林各机场起飞的。我建议你们：
1．加紧构筑地下工事；
2．组织大规模的对空射击；
3．转入夜间行动，每次冲击只达成有限的目的；
4．昼间则击退敌人的冲击。
再过2-3天，敌人必将精疲力竭。
祝你们和你们所指挥的部队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你们不仅可能，而且必须保证取得这一胜利。
朱可夫
崔可夫说，关于在1945年2月就可以攻取柏林的问题，是由他在1945年柏林军事科学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在当时未能加以充分讨论。
的确，在那次会议上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提出的人不是崔可夫，而是总参谋部代表叶柳科夫少将。
至于回忆录的作者崔可夫，据我的回忆和从他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他连一个字也未提到过。
还是让我们回到1945年3月的事件上来吧！
白俄罗斯第2和第1方面军结束了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在战役过程中彻底粉碎了敌军集团，到3月底，整个东波美拉尼亚都落入我军手中。
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2月和3月份在西里西亚进行了两个战役，在3月底前出到尼斯河，与早先到达奥得河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并列一线。
这样一来，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结果，就使波兰的大部分国土得到了解放，并使战斗行动转移到了德国境内，德军被消灭了约60个师。
为了在柏林方向上建立起新的防线，德军统帅部被迫从苏德战场的其他地段、从西战场和意大利战场撤出29个师和4个旅，用以投入柏林方向。
苏军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进攻，是极为巨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光辉典范，这一战役以每昼夜平均25-30公里的速度不停顿地向前发展，而各坦克集团军每昼夜的平均速度达45公里，个别时候一昼夜甚至达到70公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还是第一次达到这样高的速度。
这一战役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主要是由于整个战场形势有了改善，苏军具有高昂的士气，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以及我军战斗技能和战役战略艺术的不断提高。
各方面军突破敌人防御后，在发展进攻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各坦克集团军、各独立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它们在航空兵的协同下，成了替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扫清道路的巨大的快速突击力量。
坦克集团军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后，即以全力发展进攻，昼夜均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强大的先遣支队能实施深远突击，而不卷入对个别敌军集团的持久战斗。
坦克集团军和独立坦克军在航空兵的密切协同下，能以迅猛的突击分割敌人的战线，前出到敌军的交通线上，占领渡口和交通枢纽，造成混乱并瓦解敌人后方。
装甲坦克部队突入法西斯德军的深远后方，就使其无法使用大部分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在苏军突破维斯瓦河附近的筑垒地域之后，直到前出到波兹南一线为止，敌人实际上未能在任何一个预有准备的地区组织坚固的防御。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完全实现了苏军统帅部制定的迷惑敌人的计划，从而达成了战役战术的突然性。
被俘的德军官兵的许多口供都表明，德军统帅部在我军进攻之前并不了解我军的真实意图。请看他们的一部分供词。
别特佐尔德上尉供称：
“我相信，德军统帅部直到45年1月14日尚不知道俄国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同样也不清楚俄国人使用了多大的兵力来进攻。”
维森格尔中尉供称：
“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相信俄国人今年也将举行冬季进攻。德军统帅部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俄国人的进攻一开始就表明，我军统帅部根本没有弄清这一进攻的规模及其主要方向。”
科斯费尔德中尉供称：
“德军统帅部预计俄国人会在1944年12月底举行进攻。后来军官们又不止一次地说，这一进攻将在45年1月15日以前开始，然而实际上并未弄清进攻的确切时间。”
敌人对我军的每次射击都感到惊惶不安，他们预计我军将实施突击，虽然他们并不了解我军进攻的兵力，但是毫无疑问的认为，我军将从登陆场发起进攻。
因为，未必有人在使用如此大量兵力实施进攻时，会愿意从强渡维斯瓦河这样宽阔而汹涌的河流开始，从而使战役第一阶段拖得很长。
诚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某些作战参谋人员，的确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敌人在登陆场前面建立有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而在登陆场以外的维斯瓦河其他地段上，敌人实质上却只有掩护部队，进攻会容易取胜。
然而，如果采纳这样一种方案，就意味着苏军将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强渡宽达一公里的河流，而且不可能将作为最重要突破手段的坦克立即投入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快速部队和炮兵的主要兵力也不可能迅速渡河，以保障进攻得到迅猛的发展。
从登陆场发起进攻，当然会有极大困难：敌人的炮兵和航空兵能给我军造成大量伤亡。然而，苏军也预先准备了猛烈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的突击。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物质准备相当充分，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后勤组织都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不过，我军一前出到梅瑟里茨筑垒地区和所谓波美拉尼亚壁垒后，即开始感到燃滑油料和常用弹药的供应不足。
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我军的进攻速度比原定计划快了一倍，后方交通线拖长达数百公里，而铁路干线由于遭受严重破坏和维斯瓦河上没有铁路桥梁而无法使用。
我从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部的情况通报中得知，在1月、2月和3月，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喀尔巴阡山展开了进攻，协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同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在1945年1-2月份和3月上半月进行了防御战，以抗击德军的突击，德军力图把这两个方面军部队赶过多瑙河，以便给被围在布达佩斯的集团解围，从而巩固其匈牙利的防线。
在紧张的交战过程中，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使敌军各突击集团遭受惨重失败，打破了它们前出到多瑙河的一切企图，并于3月中旬创造了在维也纳方向上转入进攻的条件。
在3月16日至4月15日期间，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进行了维也纳进攻战役，在战役过程中粉碎了敌“南方”集团军群的30多个师。
我军于4月中旬彻底肃清了整个匈牙利和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法西斯德军，进入了奥地利，解放了维也纳，从而打开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中心地域进军的道路。
德国完全失去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石油产地，以及许多生产武器和技术兵器的企业。
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1945年1-4月份作战的结果，使苏军战略正面的南翼进至在柏林方向上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同一线上。并从波罗的海到格尔利茨的宽大正面上前出到奥得河和尼斯河东岸，使自己的两翼获得可靠的保障，为彻底粉碎敌柏林集团和突击柏林而占领了有利出发地区。
在苏德战场左翼，我军前出到维也纳及其南面的地域后，就占领了进攻奥地利内地和德国南部地域的有利阵地。
在西战场上，同盟国军队于2月和3月份强渡莱茵河后，在鲁尔区包围了巨大的法西斯德军集团，该集团于4月17日投降。
由于苏德战场上德军基本兵力被消灭和盟军前出到了莱茵河，法西斯德国已面临无法挽救的彻底失败，已无力量继续作战。
可是，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在我们与同盟国的相互关系上却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在美英军队统帅部的行动上，原来那种犹豫拖延的态度已为异常匆忙的行动所代替，英美两国政府催促其欧洲远征军司令部尽快向德国中心地域推进，以便在苏军到达之前将其占领。
丘吉尔在1945年4月1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占领整个奥地利并进入维也纳。倘若柏林也由他们占领，难道他们不会不适当地得出印象，似乎是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作出了绝大部分贡献？难道这种印象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将给未来造成极为重大困难的情绪？
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向德国东部推进，如果柏林是在我们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毫无疑问应当将它占领。”
随后，我还得知，英军统帅部和许多美国将领曾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求占领柏林以及柏林以北和以南的地区。
在东波美拉尼亚战役过程中，好象是3月7日或8日，我曾应最高统帅的召唤紧急飞往莫斯科。
我从机场直接前往斯大林的别墅，当时他住在那里，身体不甚健康，就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的情况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听完我的汇报后，最高统帅说：
“我们出去走一走，我怎么感到有点精神不爽。”
他的整个面容、动作和言谈都给人一种身体相当疲惫的感觉。
在4年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确是过度疲劳了，他的工作非常紧张，经常睡眠不足，特别是在1941-1942年曾为我军所受挫折而万分担忧。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神经系统和健康。
斯大林儿子雅科夫被俘旧照
散步时，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开始同我谈起了他的童年生活。在交谈了一个多钟头以后，他说：
“我们喝茶去吧，还有些事需要同你谈一谈。”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问道：
“斯大林同志，我早就想知道有关你的儿子雅科夫的情况。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呢？”
斯大林没有马上回答这一问题。在又走过一百来步之后，他才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道：
“雅科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掉的。据说他们把他同其他战俘隔开，诱劝他背叛祖国。”
沉默了一会，他又以坚定的语气补充说：
“不会的，雅科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
觉察得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
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
“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
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定的、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苏联人才能忍受住。”
斯大林给我讲述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我理解，他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对罗斯福的印象很好。
斯大林说:
他仍坚持要同盟国军队转入进攻，以便尽快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在克里木会议期间，我军已前出到奥得河，而且正在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匈牙利等地区进行紧张的交战。
最高统帅曾坚持要求距柏林尚有500公里的盟军实施进攻。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此后各方的行动就比较协调得多了。
最高统帅还详细讲述了与各同盟国就下列问题达成的协议：
关于德国投降后对其管制的问题；关于“对德管制机构”的问题；关于德国领土如何划分占领区以及盟军和苏军各应推进到何地区的问题。
至于成立“对德管制机构”和行使德国最高权力的细节问题，他当时未曾涉及。过了许久，我才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指示。
关于波兰未来的西部国界问题也达成了充分的协议，即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作为国界。但在未来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斯大林说:
“丘吉尔希望与苏联毗邻的是一个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有一个同我们友好的波兰，这也是波兰人民的希望。”
过了一会，他又说：
“丘吉尔竭力要把在英国躲避了四年多的米科拉伊奇克抬出来。波兰人是不会接受米科拉伊奇克的。他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时，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把一些文件递给斯大林，最高统帅把这些文件很快浏览了一遍，然后对我说：
“你到总参谋部去同安东诺夫一起检查一下关于柏林战役的计算表，明天13点再到这儿来见面。”
我和安东诺夫在我的办公室内，渡过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和半个夜晚。他也讲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许多有趣的情节，我们再一次检查了将有三个方面军参加的柏林战略性战役的计划草案和计算表。
由于这一问题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已讨论过不止一次，这次，我们仅只根据东普鲁士、但泽地域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域战役进展缓慢的情况，而作了一点修改。
次日晨，最高统帅打电话给安东诺夫，告诉我们不是在13时，而是在20时到他那里去。
晚间，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也参加了柏林战役问题的讨论，安东诺夫作了报告。
最高统帅批准了所有的建议，并命令下达对柏林战略方向上的决定性战役进行全面准备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