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杜建时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中提到吴国桢与周总理在南开中学时期的深厚友情。这封信让杜建时回忆起他与吴国桢的联系——虽多次尝试联系，却始终未果。吴国桢与周总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因不同的政治理念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陈诚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的凉水埠，三岁便进入了家乡的私塾。在那里他展现了非凡的学习才能，仅仅几个月，他就能背诵《三字经》，被当地乡亲称为“神童”。他的才智和勤奋，使得他在年幼时就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五岁那年，吴国桢与哥哥吴国柄随母亲一同前往北京，投奔在京的父亲吴经明。吴经明是清朝秀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在日本留学深造，后来成为了北京陆军部军学司司长。这样一个卓越的家庭背景，使得吴国桢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文化和军事氛围中。

吴国桢（车内）

天赋异禀的吴国桢早早进入南开中学，成为最年轻的学员。南开中学的学习环境使他脱颖而出，还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明星。吴国桢的学术天赋令人惊叹。有一次他翻阅哥哥的课本，自学成才，最终成功考入南开中学。

后来他与同校的周总理两人因志趣相投，成为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甚至在毕业前夕合影留念，定下异姓兄弟的誓言。虽然两人日后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未曾改变。

蒋介石

1917年，吴国桢从南开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学校，之后被送往美国深造。他先后在爱荷华格林奈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及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5年春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二号人物、段祺瑞的军事顾问徐树铮，受命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欧美各国进行考察。在前往美国之前，徐树铮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美国哪种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哪种不适合？”他要求公使馆联系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邀请他们就此话题写篇文章，供他研究。

吴国桢接到使馆的通知后，迅速写了一篇深入的长文，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展现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徐树铮读后十分赞赏，并立即联系了吴经明，告诉他自己的发现。徐树铮得知吴国桢是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的儿子后，更加欣赏他，并提议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待吴国桢学成回国后成婚。

然而徐树铮在回国的途中，不幸被冯玉祥的军队截杀，导致这一婚约无果而终。徐树铮的去世，改变了吴国桢的人生轨迹。如果徐树铮没有遇害，凭借他在北洋政府中的权势，吴国桢作为“徐家女婿”的身份，极有可能迅速进入政坛，事业前途一片光明。

吴国桢

1926年秋，吴国桢回到中国，初期在上海政治学院担任教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平静的起点。然而不久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27年得益于老友郭泰祺的帮助，吴国桢得以进入了交涉员公署，担任秘书兼交涉科长，这样一个关键职务让他迅速跻身政坛的核心圈子。对刚刚涉足政治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那时武汉三镇作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大都市，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问题——财政紧张，尤其是在军队的庞大开销下，地方政府的财力显得捉襟见肘。吴国桢一到汉口迅速洞察到这里的机会。他深知如果能够解决这一财政问题，便能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信任，这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

于是，吴国桢联系了李宗仁麾下的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和省主席张知本，二人都是他父亲吴经明的老朋友。借助他们的推荐，吴国桢写了一份详细的《财务税收整改计划》。

在计划中他将自己在美国学习到的经济学、政治学、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财政改革方案。完成后他通过张华辅和张知本将这份计划递交给李宗仁。

蒋介石

李宗仁看过计划后，对吴国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二人的支持下，李宗仁很快便在汉口成立了湖北烟酒税务局，并任命吴国桢为局长，这为他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吴国桢的能力与洞察力迅速得到了认可，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迈入新的阶段。

到了1932年，蒋介石决定在汉口停留一段时间，打算在此待上半年。这是一个通商口岸，商贸繁忙，中国人与外国人交织其间。为了高效管理这一重要地区，蒋介石需要找一个既能说流利英语、又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作为秘书。而吴国桢恰好具备这些条件，再加上曾有出国留学经历，成为了蒋介石的理想人选。

吴国桢

蒋介石与吴国桢的首次会面是在何成浚的引荐下进行的。会后吴国桢很快被任命为蒋介石的贴身助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尽管吴国桢只是刚刚开始为蒋介石工作，但他表现出的能力却让蒋介石十分钦佩。

短短三个月内，蒋介石便对他刮目相看。吴国桢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的任务包括整理会议记录、起草文件、搜集和整理各类资料、撰写讲话稿，还要翻译英文报纸上的重要信息。每天，他都随时准备为蒋介石提供重要的情报和决策支持，几乎充当了蒋介石的“眼睛和耳朵”。

吴国桢

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那些有海外背景的年轻人格外青睐，她认为这些人拥有开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管理能力。蒋介石也曾公开表示：“谁能控制住北京、广东、上海、汉口这四个地方，谁就能掌控中国。”随着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接踵而来，吴国桢逐渐从一个年轻的政治新星，成长为蒋介石身边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急需重拾美国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决定更换台湾省省长，将陈诚撤下，任命吴国桢接任。蒋介石亲自对吴国桢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希望你全力帮助党国争取美国援助。”吴国桢感动不已，立即表态：“必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力。

蒋介石、蒋经国

蒋介石的信任也带来了许多敌人。陈诚因被突然免职，对吴国桢心生怨恨，常在总统府会议上公开针对他。吴国桢身处风口浪尖，几度有辞职的念头。蒋经国与吴国桢的关系也逐渐紧张。蒋经国负责台湾安全和情报工作，为防止共产党渗透，发起了大规模的“防谍肃奸”运动。

1952年，蒋经国怀疑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有“通共”嫌疑，决定将其逮捕。吴国桢得知后立刻去找蒋经国，要求释放王哲甫，但蒋经国冷冷回应：“王哲甫有罪，不能释放。

蒋经国

这次事件让吴国桢意识到，自己在蒋经国面前几乎无力改变什么。身陷两难的他，虽然深感无奈，但依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同年10月蒋介石庆祝65岁生日，邀请吴国桢夫妇上山共进晚餐并留宿一夜，第二天，吴国桢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他们的司机失踪，怎么也找不到人。蒋介石重新安排了另一位司机，但吴国桢和妻子并未感到安心。

在启程不久，吴国桢的妻子感到肚子不适，下车去附近的农家方便。然而当他们返回车中时，发现三个车轮的螺丝已经被动过手脚，明显是有人蓄意破坏，若不是及时发现，车祸难免。吴国桢心中震动，深感危机四伏。这一事件让他彻底下定决心要离开台湾。

周总理

经过一番准备，吴国桢决定带着妻子前往美国。然而蒋介石显然不愿轻易放行，最后还是宋美龄出面，吴国桢才得以顺利离开台湾。但蒋介石仍通过政治手段控制住了吴国桢的儿子和老父，作为“人质”留下，防止他做出更多的对抗行为。

1953年，吴国桢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表示自己离开台湾并非单纯因健康问题，而是因为台湾政权过于专制，无法争取美国和侨胞的支持。他批评蒋介石为个人利益置国家于不顾，甚至建议蒋经国送往美国深造，否定其治理台湾的能力。这番言论引发了美国媒体的热议，也让蒋家父子极为愤怒。

吴国桢

1954年台湾媒体开始散布“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消息，吴国桢顿时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无奈。为了辟谣，他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求助，然而当这件事交到吴国桢父亲吴经明手中时，他四处奔波，找遍了台北的所有报馆，却没有一家敢刊登辟谣的声明。无奈之下，吴国桢直接向蒋介石发难，公开质疑台湾当局的做法，直言不讳地批评蒋家父子。美国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蒋家父子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平息局势，1954年3月17日，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宣布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并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同时蒋家方面还要求将吴国桢引渡回台湾，但最终未能成功。在此事件后蒋经国也因这场风波被调职，成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而“吴国桢事件”也在一片风波中渐渐平息。

蒋介石、蒋经国

1972年在中美关系逐步解冻之际，周总理通过与南开老同学杜建时的联系，向吴国桢发出了回国的邀请。然而这一邀请并未得到吴国桢的回应，不过晚年的吴国桢始终心系祖国，深深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周总理的健康和国家的未来。

1976年，当周总理总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吴国桢为失去这位义兄深感痛惜。他在哀悼中度过了数日，心情悲伤至极，并且在此期间写下了一首悼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怀念。

重庆谈判时期的吴国桢（后排右一）

1983年，年逾八十的吴国桢写信给杜建时，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他附上了与周总理在南开中学时的合影，回忆起两人年少时结为兄弟的那段往事。吴国桢的儿子吴修广也回国探亲，走访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并将祖国的变化带回，令吴国桢无比欣慰。

然而尽管他心中一直渴望回国，命运却未曾眷顾他。1984年，吴国桢接受邓颖超的邀请，计划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然而他未能成行，因病去世，留下了未竟的遗憾。吴国桢虽未能重返故土，但他的心始终与祖国相连，成为那个时代情感与理想的象征。

周总理（左）、吴国桢（中）南开中学时期合照

参考资料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吴国桢》，吴永平，建始文史资料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马军，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浸润西方之风的吴国桢其人》，倪良端，纵横

《周恩来与吴国桢》，盛典，岚声，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