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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琨，浙江吴兴人，少时在南京读中学，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曾在烟草公司当广告主任、新华影业公司组建人。后投靠黄金荣，加入青帮，主持大世界游艺场和共舞台，演出使用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以招徕观众，颇为轰动。

就在和平前夕，一则《中央社》的电讯突然在各大报纸上炸开了锅：上海影业界的巨头张善琨，偷偷跑到内地，结果在屯溪被逮住了，生死未卜。有传言说他已经被斧头劈死，但真假难辨。

想当年，张善琨在影界还只是个小角色，没什么大地位。但就因为那部连台好戏“火烧红莲寺”，在“共舞台”大火了一把，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才为他后来创立新华电影公司打下了基础。战争一打响，影人们都纷纷往内地跑，张善琨却凭借着天时地利，加上他那野心勃勃，处心积虑，一步步打造出了他的影坛霸业。

日本人的势力渗透到上海后，他更是利用胶片资材多方要挟，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他被那“一元化”的利禄心驱使，排挤异己，接受了日伪的资金，成了敌人的帮凶，连拍了好几部“亲善”的毒化影片，像“万世流芳”、“春江遗恨”、“回头是岸”等等，数不胜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的气数已尽，张善琨又动起了投机的念头。他带着自己的第三房小妾童月娟，偷偷跑到内地，路过皖南的屯溪，想着能靠投机手段，把祸事化为无事。他这次潜逃内地，还带了大量的电影“拷贝”，因为内地国产片缺乏，他又想发一笔大财。

到了皖南，他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屯溪最豪华的旅馆——屯溪招待所。当地人士知道了，都气愤不已。二十三号的《中央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抨击，要求当局依法惩办他。有一天，张善琨还带着家眷去游黄山，摆出一副阔绰的架子，还是那副上海“大亨”的作风。

这事被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察觉了，第二天早上就命令黄山警察局把他扣留起来。二十四号下午四点，他被特务队押解到屯溪，审讯后，又被转送到江西长官部依法惩办。这一代影业“大亨”终于落入了法网。直到日本人投降后，张善琨才被解除监禁，重新获得自由。

说起张善琨的罪恶，那可真是罄竹难书。他善于使用各种诡计，常常“为目的不择手段”，对待事物不择手段，恶辣无比。除此之外，他还好色成性，贪赌成瘾，尤其是他那“老毛病”——好色，更是让人不齿。影界的女星们，几乎没几个没和他“私聊”过的，陈云裳就是其中之一。

早年上海影业繁荣，张善琨经营的新华公司，凭借他财大气粗，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老牌影后胡蝶还在他的罗致之中。那时胡蝶住在香港，张善琨就追到香港，以拍片为由请她出山。

胡蝶当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要在香港拍镜头；二是要十万报酬；三是要由她选择一切。张善琨觉得胡蝶的条件太苛刻，很不高兴，胡蝶也恶言拒绝了他。张善琨一怒之下，扬言：“如果不把胡蝶影后地位打倒，誓不为人！”

于是他在香港物色了一个叫陈云裳的女星，带到上海。他先让部下放出风声，说陈云裳来上海是为了去好莱坞拍《木兰从军》。陈云裳一到上海，他就大张旗鼓地欢迎，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社会。

没过两个月，陈云裳拍《木兰从军》的消息就传出来了，她一炮而红，青云直上。陈云裳感激张善琨的提携之恩，不惜委身于他。她和张善琨私下里生了一个女儿。陈云裳对外宣称这是她妹妹，但实际上这个女孩就是张善琨的“拷贝”。

张善琨这个好色之徒，对女星陈燕燕也垂涎三尺。陈燕燕和张善琨的小妾童月娟是手帕交，经常往来。张善琨觉得近水楼台，就动了歪心思。他央求童月娟帮忙，用十四克的宝石作为贿赂，让她促成好事。童月娟虽然嗔怪他，但看在珠宝的份上，还是答应了。

有一天晚上，童月娟在酒楼宴请陈燕燕，两人一起喝酒。陈燕燕喝醉了，童月娟就用汽车送她回自己的住处，让她在卧室里稍作休息。陈燕燕因为酒醉不醒，半睡半醒之间，突然看到卧室的灯亮了，一个男子站在床前，嬉皮笑脸的。

她定睛一看，原来是张善琨。他一手拿着宝石，一手拿着支票，以欢好为约。陈燕燕到了这个地步也无可奈何，就被他诱奸了。回去后，她和丈夫黄绍芬决裂，最终各走极端，离了婚。当时这件事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攻击，黄绍芬甚至气愤得想要拔枪相向，后来发下誓愿，从此脱离影界。

陈燕燕离婚后，就和张善琨同居了，还生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多久，张善琨就偷偷跑了，陈燕燕被撇下，成了弃妇。她后悔自己失身又遭遗弃，精神失常，从此再也不想上银幕了。

张善琨和陈燕燕的这段丑事，上海某个剧团还曾经以“春江花月”这出戏来影射。张善琨对此非常忌讳，最后他花了二十万元的巨款，要求剧团罢演。他威逼利诱，兼而有之，其丑形可见一斑。

日本人入侵上海，张善琨出山和日本人合作。1945年年初，他被日军逮捕，保释后逃离上海，在安徽被国民党逮捕。他在日本投降后获得自由，随即，移居香港。

1957年1月7日，在日本拍摄外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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