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大部分王朝灭亡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土地问题，随着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百姓的生存和朝廷的税收都陷入困境，而此时庞大的朝廷机器所需的费用却越来越高因此又不得不加税，百姓被动以流民的身份成为义军的主体，与其它内忧外患共同作用摧毁旧的结构，重建秩序。
历史、王朝的循环大体如此，而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其土地问题不仅引发了世庶矛盾，更是引发了胡汉矛盾、军民矛盾，多重矛盾交织，最终将金国送入了历史的尘埃。
本质来说，金国的发展是一个将统治中心不断南移的过程，其最初对中原的消化一个是武力，一个是将女真人南移以实现对中原地区的实控，因此就有了天会十一年（1133）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将部分女真人迁至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的事。
熙宗皇统年间在重新夺下河南、陕西之地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进行屯田，此次移民在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地域最广。熙宗希望通过将猛安谋克迁入内地以实现对中原地区的彻底消化。
正隆二年（1157）十月，海陵王完颜亮下令毁坏上京会宁府的宫殿、贵族宅第，将宗室贵族和其所属的猛安谋克全部迁入内地，实现了金国政治中心和核心人口的同时南移。
金国政治中心和核心人口的南移导致中原人口暴增，经济问题首先成为金国朝廷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金国肯定要给迁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分田，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同时保证朝廷的税收。
于是，金国在将猛安谋克划分为若干村寨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分田：猛安谋克的土地以三头耕牛和二十五人为单位，受田四顷四亩，每年缴纳税收粟一石或五斗，称为“牛头税”。
要想搞清楚“牛头税”就必须先得解释清楚“牛头地”，“牛头地”是金国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土地，牛头税是与牛头地相对应的赋税，称为“牛头税”，是特意针对猛安谋克所征收的地税。而汉人的税赋是传统的两税。
在税收层面，金国明显照顾了猛安谋克们的利益，牛头税的税额是远远低于汉人所缴纳的两税的。
此时，金国的土地矛盾还不明显，因为，朝廷给猛安谋克分配的土地都是官田。所谓官田，就是朝廷将因为战乱、人口南迁、流失所被抛荒、废弃的土地进行回收，然后统一对猛安谋克进行分配。
任何一个通过战争建立的王朝开国都会吃到土地的红利，可以从容地进行土地分配以解决人地矛盾，金国虽然将人口大量内迁至中原，但仍可以轻松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猛安谋克分配到土地之后就平时从事农业生产，父子兄弟督率奴婢共同耕作，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既是金国农业的纳税者，又是保卫朝廷的职业军人。
但任何事物在时间的重力下都会逐渐失去平衡，金国的土地问题在时间的作用下也逐渐暴露出严重问题，由于技术和个人问题，女真人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
首先是技术问题。女真人在辽东时主要从事粗放的农业和畜牧、渔猎经济，内迁至中原之后，那些掌握简单农业技术的人肯定会轻松上手，逐渐将不善于农耕的族人甩在身后。
因为，农业看似简单，实际上也需要时间来积累经验，需要对气候、节气、雨水等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参数”都有一定的认知，知识储备丰富的人自然会遥遥领先。
除了技术原因，女真人对于农业、生活的态度也是关键因素。进入中原后，有些人通过对农业的精耕细作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而有些人则选择了躺平、摆烂。
这些躺平的人是模仿了汉人租佃的经营模式将土地租给汉人进行耕种，自己只收租，然后用收的租享受生活，吃喝玩乐。史书记载，有些女真人的生活是“惟酒是务”。
而享乐本就是无底洞，所以这些人预收的田租很快就被挥霍一空。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又往往将田地和奴婢卖掉，因此是越来越穷。
当然，女真人的享乐主义也是因为进入汉地之后受到汉人精细化生活的影响进而失控。为什么当年以粘罕为首的少壮派非要攻打中原，原因就是被汉地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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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享乐致贫外，有些女真人甚至是根本就不打理庄稼，任由土地荒芜。这也可以看作是金国在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同时，人口的暴涨也是引起人地矛盾的原因之一。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统计，当时金国共有二百零二个猛安，一千八百七十八个谋克，共计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户，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人。猛安谋克的大量繁殖加上汉人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引发人地矛盾。
总之，不管是技术原因、个人态度还是人口增加，结果是女真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部分猛安谋克甚至已经陷入了生存困局。
而现实又是，猛安谋克是职业军人，是金国治理中原、应对外患的主力，猛安谋克的经济问题一定会造成金国军事的孱弱，而军事的孱弱则会直接影响国运。所以，金国皇帝绝对不会坐视这个问题不管。
这其实是一个因果关系，经济问题是因，军事问题是果，猛安谋克贫困化造成军事的孱弱已经是金国的一大痼疾。
虽然金国采取了扶持贫困户、限制土地出租等措施，但根本就不解决问题。为了不使“国本”动摇，金国就采取了括地之策，也就是重新对那些土地抛荒和卖掉土地的猛安谋克们进行分田。
正隆元年（1156）二月，完颜亮派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别前往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地收集闲散、抛荒、被豪右占据的土地，作为官田，分配给猛安谋克。
此次括地主要是为了解决正隆年间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的生存问题，由于此时金国开国不久，有大量的闲散土地可以收集、分配，所以并未引发人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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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十七年（1177），世宗在中都附近打猎时有猛安谋克前来给他诉苦，称自己所耕种的土地贫瘠，产出不大，无法解决生存问题。
所以，考虑到猛安谋克的生存问题，世宗就下令，派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将中都附近豪右侵占的官田收回给存在经济问题的猛安谋克进行分配。
为了彻底解决猛安谋克的经济问题，世宗在全国进行括地，从大定十九年（1179）持续到二十三年（1183）。在这段时间内，中原各路的猛安谋克进行了频繁的迁徙，原因就是，朝廷给他们新分配了土地，或者用肥沃的土地置换了他们手中贫瘠的土地。
由于此时朝廷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官田可供支配，所以，猛安谋克所分得或者置换到的土地都是汉人手中的土地。在这次括地过程中，有大量汉人被侵夺了土地，因此沦为了流民。而世宗却在明知存在这种弊端的情况下还是采取默认的态度以维护猛安谋克的利益。
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胡汉矛盾。此前，女真人的税赋比汉人要轻已经引起了汉人心理的不平衡，如今，猛安谋克对其土地的侵占只会让汉人的不满情绪升级。
但是，金国的括地行为却是变本加厉。
自明昌六年（1195）之后，金军在征讨北方阻卜的过程中不断遭遇败绩，经过复盘，大家将原因归结为，猛安谋克的经济问题导致其战斗力下降。因此，承安五年（1200），章宗命令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戴金符前往山东等地进行括地，此次括田得地达三十余万顷，不论其规模还是严苛程度都是最大、最烈的。
很显然，金国括地所得大部分都是侵占了汉人的土地。史书记载：“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
同时，部分金国官吏还趁机兼并土地，导致大部分汉人的生存问题面临严重危机。
由此可见，金国和历代王朝一样，也无法回避土地兼并这一历史痼疾。
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中心已经南移而北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金国的括地行为只会加剧汉人的经济危机。而经济问题又使世庶矛盾不断加剧，世庶矛盾加剧的同时又引发了胡汉矛盾。
不管是世庶矛盾还是胡汉矛盾，都是影响王朝生命周期的关键原因，所以，金朝的括地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行为。
史书的原话是：得军（猛安谋克）心而失天下心。
对猛安谋克的过分优待也导致了金国的军民矛盾。
而猛安谋克在得到新的土地之后又往往复制之前的行为，土地又被抛荒。当猛安谋克经济出现问题之后，金国又通过括地来解决这些人的经济问题。
由此，金国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除了括地行为，牧地对耕地的侵占也是引发矛盾的重要原因。金国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猛安谋克的骑射技能，所以就在中原开辟围场以供女真人通过打猎进行练兵，而这些围场大多都是侵占耕地所建，就连从都城前往山后捺钵围场的沿途道路两侧都被开辟为猎地。
另外，女真人频繁的狩猎活动也造成了对耕地的破坏，导致军民矛盾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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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猛安谋克的素质并没有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和频繁的围猎活动而得到根本性改变，金军的积弱现象不断加重。
由于猛安谋克在土地质量、数量上都占优势，而其缴纳的税赋又低，加之不重视生产，所以金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雪上加霜的是，金国为了解决金军战斗力不行的问题又不得不额外花费财政进行募兵，这又进一步加重了朝廷的经济负担。同时，金国还得花费巨资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来防御崛起的蒙古人，都是巨额开支。
历史上许多王朝都会陷入收入越来越少而花费却居高不下的围城中，金国也没躲开这个历史“规律”。
另外，汉人在失去生活来源之后又往往铤而走险，起兵对抗金国，贞祐二年（1214）爆发于山东的红袄军起义就是在承安五年（1200）的括地运动中深受其害的汉人百姓。
也就是说，经济问题导致汉人不得不对抗金国，胡汉矛盾使汉人对抗金国的意志更加坚定。元好问就总结说：“红袄军正是因为金国括地太狠才铤而走险，起兵之后，将诛杀金人的情绪直接拉满。”
为了缓解胡汉矛盾，章宗不得不于泰和六年（1206）解除了猛安谋克不许和州县汉人进行通婚的禁令。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
可见，金国的土地问题引发了诸多矛盾：世庶矛盾、胡汉矛盾、军民矛盾、军事积弱、财政困窘、农民起义...
加上草原蒙古军事的崛起，金国在蒙古骑兵的打击和内部矛盾的冲击下，根本无力支撑。
1234年，金国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