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0日这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邓拓等人开会，这次会议从中午12点多开到下午五点左右，毛主席多次点名批评邓拓，称：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这一年年底，毛主席将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邓拓是谁？他曾担任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却在那场动乱开启之际主动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邓拓的故事。

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于福建省闽侯的一个士绅家庭，邓拓的邓宜中是前清举人，曾做过县知事，辛亥革命后，为躲避战乱，邓宜中从广西任上辞职，回到福建老家，成为一名教员。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邓拓从小就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并凭借出众的个人天赋，于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当时，在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比如说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邓拓便是其中一员。

1930年，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邓拓因参加纪念“广州起义”五周年活动被逮捕，期间遭受国民党的残酷折磨，第二年，邓拓的父亲托人将其保释出狱。

1937年春，在一次“民先”活动中，邓拓再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再次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政治犯被释放，邓拓便是其中之一。

有了两次被捕经历的邓拓，势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并改名为邓拓（邓拓原名为邓子健、邓云特），当时我党在晋察冀边区有一份机关报，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在晋察冀，除了做好我党的宣传工作之外，邓拓最大的贡献就是编辑出版了《毛选》。

邓拓这个人还是非常有才气的，据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了一首词，叫《沁园春▪雪》，邓拓也一时兴起，写了 一首词，大家可以看一下：

北斗南天，真理昭昭，大纛飘飘。喜义师到处，妖氛尽敛；战歌匝地，众志滔滔。故国重光，长缨在握，孰信魔高如道高？

从头记，果凭谁指点，这等奇娆？当年血雨红娇，笑多少贵贤已屈腰。幸纷纷羽檄，招来豪气；声声棒喝，扫去惊骚！韬略无双，匠心绝巧，欲把河山新样雕！今而后，看人间盛事，岁岁朝朝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又领了一个大差事，即《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批评党的缺点错误，帮助党整风，在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对共产党的批评，并在报纸上报道，刊登了发言，人称“大鸣大放”。

为阻止报社的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邓拓发表了一些反对的文章，引来毛主席的不满，于是便有了1957年4月那次对邓拓的严厉批评。

1958年3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又一次点名批评邓拓，回到北京后，邓拓正式递上了辞职报告。

对于邓拓的遭遇，老首长彭真很是了解，也比较同情，便通过中组部将邓拓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

1961年，中央提出八字方针，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邓拓对此积极拥护，这一年，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邓拓提议，三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取名为“三家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逐步恶化，“阶级斗争”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1966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中，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966年5月8日，江青发表文章将矛头指向邓拓，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等，还污蔑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文章，称“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1966年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称邓拓是“历史上的叛徒”。

接二连三的炮弹让邓拓难以招架，1966年5月17日的深夜，在写好遗书后，邓拓在家中上吊自杀，成为动乱时期含冤而逝的第一人。

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称：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